向农民偿债：权利，还是权利纪念杜润生先生

1980年代末，杜老鲜明提出中国的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后来杜老又加上要过“自由关”，认为“要给农民自由权，没有自由不行”。

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面对组织强大的权力和实力雄厚的资本时，既难以抵制权力的一些不当使用对其利益的侵害，也不能阻止资本对其利益的掠夺，容易成为自身利益受到双重损害的弱势阶层。

享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盛誉的杜润生老先生以102岁的高龄去世，引起了社会各界自发而真诚的哀悼和纪念。杜老官阶并不高，却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敬。毕生润泽苍生，公道自在人心。

杜润生的主张：“过三关”

对于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人来说，杜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深邃思想为农民争权利。“我们欠农民太多”，这是杜润生给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写的序言的标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权利问题。1950年代以来，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在农村建立了以土地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在城乡之间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传统体制，对亿万农民的权利构成了长期的制约和剥夺。农民生活在重重制度绳索的束缚之下不得自由。

我在涉足“三农”问题研究之初，就发表过一篇《给农民自由》的文章，提出“只要给农民自由，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几年以后，我读到新出版的杜老自述著作时，立即被杜老书中的独到观点和深刻见解所吸引和折服。杜老在书中说：“农民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够做出许多创造的。”在国人普遍对自由还存在许多偏见和误识的情况下，杜老深刻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并将农民与自由联系起来思考，让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