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中国人起诉日本 民间对日索赔二十年的背影

编者按：2015，抗战胜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记者，探访那个深刻伤害过中国，最后伤及自身的国家。

本期刊发的这一篇，我们选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二十年来的日本背影，作为观察的角度。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对日本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70年来，中日两国民众一直在携手治疗那场侵略战争造成的创伤。这种治疗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国耻日。

从1995年第一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花岗劳工诉讼”起，中日联手进行的对日索赔运动已经走过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无论中方原告，还是日方律师、历史学者和民间活动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究竟起到了多少沟通两国民众、抚平战争创伤的“桥梁”作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和日本这对离不开的邻居之间，它从来都有说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岁的旅日华侨林伯耀兴奋地从日本来到天津，来参加一个仪式——“花岗事件纪念园”的开园仪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为弥补劳动力不足，将四万余名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行掳往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其中被强掳到日本花岗的中国人不堪屈辱，进行了自杀性的暴动，震惊了整个日本。

用5年时间建成的“花岗事件纪念园”坐落于天津烈士陵园中，西侧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录墙上，镌刻着6830个死亡劳工的名字，作为永久纪念。

这个纪念馆是由日方——当年使用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出资修建的。1995年开启的“花岗劳工对日诉讼”，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最后以和解收场。林伯耀带着幸存劳工递交起诉状的日子——6月30日，就是当年暴动的日子。

然而，对这起索赔案的结局，中国民间评价截然不同。赞扬的人说：它开启了中国民间索赔之路；批判的人说：它背叛了受害者。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结。

同一天，一头银发的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来到山西盂县，这是她每年必来一次的地方。多年来，她都要探望自己当年的委托诉讼人——6名在二战中被强行掳为日军性奴隶的“慰安妇”。

第一次来盂县是17年前。当时，这里的贫困令她震撼，从而坚定了为这些受害女性讨回公道的决心。“她们就是在这种贫穷的山村里，带着屈辱的记忆生活了50年。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她们的痛苦。”

不过，这一次她能见到的只是原告的后代——6名中国慰安妇都已相继辞世。这座县城更关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为山西唯一一个拥有高铁的县，它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和国家建设带来的“高铁福利”。从北京到这里乘高铁只需两个小时。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案件风起云涌。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细菌战诉讼、731人体试验诉讼、慰安妇诉讼、大轰炸诉讼等诉讼一次次将战争的罪恶推到中日两国民众的眼前。激发的民族情绪，与激发的对和平的热爱一样多。

作为推动者，来自日本的律师、历史学者、社会活动家，承担着来自两个国家的猜疑、愤怒和感激。二十年来，他们贯穿在每一起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案件中。

鬼子进村了

“现在，到了总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史的时候了。”长谈之后，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这位63岁的浙江女性，已经担任了18年的“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的团长。描写日本细菌战的著作《死亡工厂》的作者、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斯如此评价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然而，1995年，她带着日本律师来到曾经遭受日军细菌战残害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一个叫崇山村的村子时，从村民们那儿得到的评价是：“王选带着鬼子进村了！”

这里对“日本人”一词有着浓重的民族情绪。1940年，日军731部队奉命对浙江宁波、金华、温州等六个城市进行细菌战，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度，从飞机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个村民就这样感染了鼠疫，被恐惧的邻人关在二楼，撤掉了楼梯。儿子在楼下，听着父亲一会儿愤怒地吼叫，将被子、椅子砸下来，一会儿绝望地哀求人们救命，终于被活活饿死了。

“鬼子”共有三个。一个老太太指着他们的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