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六记》中的几个人物

土改和镇反这两件事，可以说是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这都是牵涉全局的大事。曾彦修的回忆，间接地印证了叶剑英在这两件大事上的立场，透露了他的微妙处境，其价值自不待言。

《平生六记》记录的，是刚刚去世的曾彦修（1919-2015）老人前半生经历的六次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曾彦修作为手里有些权力的负责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很多头戴帽子的人，洗清了罪名，这在当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不合时宜，他在反右运动中，作为单位“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自己报名当了党内第一个右派。以前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回忆录，大多是讲自己如何受迫害的。曾彦修这本书里专讲如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的故事（用我们的老话说就是“公门里面好修行”），这样的书很少，是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本来就少。

书里提到很多人物，有时并不点名，而只以“××”代之。有的是真忘了；更多的则是作为当事人，为逝者讳，点到为止，不为已甚。作者还有一部口述自传《微觉此生未整人》（天地，2011），大概出于同样的考虑，也没有点名，但叙述同一件事时详略不同。作为当事人，这样处理，自然无可厚非，但对读者来说，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也是客观的需要。这里根据两书提供的线索，核以其他材料，补充介绍了书中部分人物的故事，用供参考。

云浮土改

1952年，曾彦修率领一支两三百人的土改工作队，到广东的云浮县指导土改：

当时是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尤其是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特别是（代）第一书记邓子恢的规定办事的，……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开始我即不赞成这一套，因为我在山西、河北、山东进行过土改近一年半，知道怎能照这个模式进行？照此办理，一场土改前后要拖两三年，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我在县里同县委赵书记、副领队王某某同志协商，我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方式，大张旗鼓，大范围接近群众，……一切都要变被动为主动。……在县城里的三个主要领导意见完全一致。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三个人都是北方老土改，过去只能服从，现在根据具体情况，能够自己做主了，就改行适合于本地情况的做法。（《平生六记》，p3,5-6，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云浮在广东西部，位于西江南岸，抗战时有些少妇、少女逃荒到此地，被农家收养，慢慢地就被收养户作为小老婆或丫头，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新情况。三人商量的结果是：

县委赵书记、工作队副领队王××同志，倾向是看得出:不告不理。——把她们解放了，何处可以收容她们？（p7-8）

今按，这里提到的赵书记、王××，分别是赵本仁、王万春。

赵本仁，1912年生，山西垣曲人，曾任粤中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11月任云浮县委书记，1957年任海南铁矿党委书记，1966年任广东省二轻厅副厅长，“文革”后复任原职，2000年逝世。

王万春，原为华北革大教员，后随军南下，1950年1月任南方大学二部副主任（主任系“罗明事件”之罗明），1952年4月任云浮县委第二书记（即副书记）。此后的事迹就不清楚了。

两人在土改中是立了功的，令身没而名不彰，岂是作者本意？衰年为文，行走不便，手边无资料可查，只能如此。

龙潜与南方日报“打虎”

1952年4月，正在云浮搞土改的曾彦修，被紧急召回广州。原来，他任社长的南方日报社，打出了一大批大、中、小“老虎”，副社长杨奇被打成了“大老虎”。在当时，大老虎指的是涉案金额一亿元以上的（旧币，合新币一万元），南方日报社的三反运动，是由“（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同志带着一个工作队来打的”，“打虎队长××同志……他是老前辈兼老熟人了”。（p13）“派到我们单位的打老虎的队长是某某，老同志，监狱出来的，当时华南党领导机构的副秘书长”。（《微觉》，p209）

今按，这位打虎队长即龙潜（1910-1979）。《南方日报社史》所附大事记1952年2月16日条，“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龙潜宣布调整节约检查委员会成员，并重新部署报社的‘三反’运动”。龙潜1932年在“共舞台事件”中被捕，次年在狱中入党，1937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任陕北公学人事部科长（曾彦修1938年1月入陕北公学学习）。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宣传部副部长。读过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读者，肯定还记得他在中山大学担任校领导时期的言行。

至于杨奇为何被打成“大老虎”，曾彦修未做交待。李春晓的《路漫漫兮求索：记粤港一代报人杨奇》（花城出版社，1995）一书介绍得比较详细，这里根据此书略作补充。杨奇原在香港《华商报》，他受命返回广州筹办华南分局机关报时，想到广州没有新闻纸，便通过上级领导饶彰风的介绍，从广东省妇联一位干部处筹了一笔资金，另外加上在美国经营鱼档的哥哥寄回来的一部分款项，从国外订购了几百吨新闻纸。没想到运到广州之后，由于《南方日报》的印刷机规格很特别，这些新闻纸统统都用不上，杨奇只好通过纸行按市价转手卖出，所获利润，部分交南方日报，部分作为投资回报，交给了垫付纸款的两人。三反运动中，杨奇因此被打成了“老虎”，运动后期，“为罗明、杨奇两位同志的‘宽大处理’开了几千人的大会。那时没有‘平反’一说，如果确属无罪时，也是‘宽大处理’”（p16），实际上是半正式地平了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广东省纪委对此案进行了复查，认为“杨奇在解放初期，经组织同意，运用私人借款经营纸张生意，以解决南方日报社的实际困难，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杨奇当年把较多利润归到其兄名下的错误是一种侵占行为。但三反运动中对他的错误定为‘挪用公款，私做纸张生意，贪污国家财产’，则定性不够准确，开除党籍的处分也偏重。最后，经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把1952年给予杨奇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并按时恢复党员权利……”（《路漫漫兮求索》，p125）

广东镇反中的谭政文

1951年4月的一天下午，广东公安部门突然交给南方日报一个一百四十多人的名单，说明天要枪毙这些人，要求报社配合宣传。曾彦修等人看了，每个人只有两三行的罪状，都是“一贯反动、民愤极大”之类，一是发愁报社没有材料配合宣传，二是担心用这么空洞的罪名处决这么多人，影响不好。

当时，曾彦修、杨奇分任南方日报正副社长，在编前会上“苦恼了两个小时”后，杨奇建议曾彦修给叶剑英打电话反映这一情况。这时已经接近午夜12点了。叶剑英在住所召开紧急会议。曾彦修赶到后：

见省府常务副主席古大存、华南分局另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已先到。不久，省府××厅长（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华南分局社会部一处长××同时也很生气地来了。那个处长把身背的两个麻布口袋的材料往地下重重一丢，二人均有怒色。……说今晚分局社会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等均漏夜办公，参加这一具体行动的有一千多人，一切均已准备完毕，准备明天，不，今天九点执行。我一声不吭，知道对方名声很大，在江西时代就是做此事的。叶帅再叫我讲，说“报馆”有点意见，听他们也讲一讲。……李凡夫也发言支持我，……对方反复讲准备了两三个月，今晚一千多人漏夜办公，（要推迟处决）不大好办了。跟着古老（古大存）也表示，他也不知道此事，只有一个空洞罪名的东西，……怎么行呢？对方反复坚持，一切已完全准备好，要改变影响也不好。叶帅很沉着。他说，这么大的行动，分局事先不知道。对方立刻反驳说：“分局开会讨论过。”叶说，“那是原则性的，……是个内部动员会，不是行动指令。”对方再三强调他们只是在执行中央与分局的指示。

……总之，说来说去，对方并未让步，坚持明天执行已难于更改。这时，叶帅不得不把最后的重话讲出来了，说：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p20-25）

今按，这件事，不见载于叶剑英的几种传记，可能以为此类事情太小，不值一提；当然也可能与这种临时会议是“绝对没有记录的”（《微觉》，p198）有关系。

参加会议的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即谭政文（1910-1961），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曾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局长，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北平市公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195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叶剑英作为本地干部（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与广州市委书记），在土改与镇反中，较多地考虑了广东的特殊情况，因而在1950年底，就受到中南局和中央的批评，广东的镇反被指为“宽大无边”，土改是“和平土改”。谭政文敢顶撞叶剑英，背景即此。

在这之前，1951年1月，广东刚刚发生了“二陈（陈泊、陈坤）案件”。二陈均是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谭政文任局长），陈泊还是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谭政文任厅长），两人是由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坐镇广州指挥逮捕。案件的发生，颇不寻常：

在镇反运动的开始阶段，国家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华南分局社会部认定广州市清匪和镇反工作存在右倾偏向，认为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第三副局长陈坤“丧失革命立场，严重违法乱纪，包庇反革命分子”，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三方的主要领导会同中共广州市委对陈泊、陈坤进行处理，将两人开除出党，并逮捕判刑，成为轰动全国公安系统的“两陈事件”。（《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组织志》，广州出版社，2000，p72)

受二陈牵连，广东公安系统被捕的人员共263名，后来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

广东镇反运动中待处决的名单中，“其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又从香港公开回来的”（p20）。

今按，此人即姚宝猷（1901-1951），原系中山大学教授，1945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1949年10月，去了香港，在香港接触了李济深后，返回广州投奔中共，进入南方大学学习。1951年4月，被以“破坏学生运动，潜回广州伪装自新，以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枪决。1982年9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确认“未发现被告人回广州后有破坏活动”，定为“投诚人员”，“判处死刑不当，应予纠正”。

土改和镇反这两件事，可以说是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这都是牵涉全局的大事。曾彦修的回忆，间接地印证了叶剑英在这两件大事上的立场，透露了他的微妙处境，其价值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