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干部们都像田福军这样热衷改革……”《平凡的世界》里的4代人

有剧评人看得深远，认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少安戏份的加强，迎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的偶像已经不是孙少平那样在书本上找出路的理想主义青年，而是马云、是孙少安那样的实干家。

陕北诗人曹谷溪的电话忙了半个多月。起初都是请他谈谈新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这位路遥曾经的师友、小说中诗人贾冰的原型人物，在路遥过世后，就自觉扮演起路遥研究者的角色。后来，话题变了。记者们总是让他尽可能多地谈谈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向主持人曹可凡回忆了路遥，也提到了曹谷溪：“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

《山花》是曹谷溪和路遥当年一起在延川办的一份文艺小报。路遥最早的诗歌，都发表在《山花》。习近平说的那孔窑洞，曹谷溪也记得。

那是当年延川县革委会一孔“三间房”的窑洞，专供来客住宿。1970年代初，路遥在县革委会通讯组工作，习近平在25公里外的梁家河插队。有时候习近平来县里办事，太晚了回不去，会在“三间房”借宿。1973年，路遥去了延安大学读中文系，不久后，习近平也入读清华大学。1993年，习近平回到延川，见了曹谷溪这批老朋友，那时，路遥已经去世一年。

尽管评论界不太买账，《平凡的世界》还是成为改革开放后最畅销和长销的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1975年到1985年，中国变化最为密集而剧烈的这十年。主人公孙少安和孙少平两个陕北农村的兄弟，因为城乡二元的阻隔，一个虽有文化，却只能扎根土地劳作；另一个不甘被土地束缚，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历经生活的磨砺。

习近平提到的“好几个台都在播”的同名电视剧，是2015年2月底开播的。74岁的曹谷溪不愿多谈电视剧，他更感兴趣的是，时下的年轻人能否关注到原著的精神世界。

不论这样的诉求是否现实，这也是《平凡的世界》剧组的一个愿景。“我们的作品有‘60后’的导演，‘70后’的编剧，‘80后’的制片人，想要在播出后影响‘90后’。”导演毛卫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长篇连播拯救《平凡的世界》

2014年陕北的第一场大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平凡的世界》总制片人李娜从上一年年底一直等到2月，心急火燎。如果开春还见不到一场雪，那她只能把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变成雪花降下来。

雪是不能没有的。小说一开篇，主人公孙少平就在这样一场“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中，敏感而羞怯地拿走那两个属于他的“不体面”的黑面馍；还因为，雨雪之于路遥与《平凡的世界》，都是极不平凡的道具。路遥曾自述，六年的创作中，雨雪天多次激发了他“突发的奇妙”。这寒冷天气为这部长篇著作中立下的功劳，恐怕不亚于他那一天两包多的“红塔山”香烟。

2014年2月，大年初五那天，大雪随着二十几通陌生的电话一起来了。热情的乡民生怕剧组错过了雪季，一个接一个地通知李娜。

在陕北拍戏的几个月里，李娜觉得自己见到的每个老乡都像孙玉厚——小说里那个老实忠厚的父亲。需要大量1980年代的老物什，老乡们把锅碗瓢盆旧衣裳拿到片场。剧组去乡亲们家里采风，总有好烟招待，有的老乡并不抽烟，但家里总备着烟，就是用来待客的。

剧组每早六点开机，片场周围早已满坑满谷的村民，他们把手塞到袖筒里，猜测着今天拍的是哪场戏。说起《平凡的世界》，他们一个比一个如数家珍。

年纪稍长些的人，又激动又挑剔地看着剧组搭起那个年代的学校、水房、矿井，临到要拆的时候，他们自己先舍不得了。即便是布景，那些富有时代印记的标语和建筑制式，也总能把他们拉回自己的“少安、少平时代”。

“60后”导演毛卫宁，大抵和小说里少平的妹妹兰香一般大，也和那些留在田间照看孙孙的乡亲们一样大。他第一次接触《平凡的世界》，是通过广播。

1988年，演播家李野墨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里播出《平凡的世界》。“几乎是一播出就轰动。”李野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据统计，当年和毛卫宁一样听过广播版《平凡的世界》的，至少有三亿人。央广的收发室里，《平凡的世界》成为节目播出以来惟一一部听众来信超过一万封的小说。

此前，《平凡的世界》刚刚被文学界“遗弃”。在那个弥漫着新思潮、大家争先恐后追赶现代主义的创作氛围里，路遥被认为是落后、陈旧的。路遥创作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一度连找出版商都成问题。

路遥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他对卡夫卡、马尔克斯都不吝赞美。他还在那篇著名的绝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平凡的世界》在“长篇连播”中受到的欢迎，证明了这一点。

广播无意中让这部作品“起死回生”。有一回路遥在公车上碰到央广“长篇连播”的编辑叶咏梅。叶咏梅曾在陕北插队，她读罢前两部，对故事里的陕北风貌和乡亲们倍感亲切，便做主播出了这部小说。

那时，李野墨一边播前两部，路遥一边写第三部。这其实是极其危险的播出——万一路遥没能及时完成第三部，这个国家级的机构可得丢了“国脸”。好在路遥踩着时间线完成了，李野墨在播第三部时，未等得及出版社校对，干脆直接用路遥的手稿。

广播让毛卫宁记住了少平。不过他真正从头到尾把小说读上一遍，是1990年。那几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做了导演，拍过几部戏。

有限的一段“苦日子”，让他多少能理解少平：大学毕业前，他曾想尽办法去跟剧组，多数时候得“食宿自理”。少平去县城揽活，下矿井挖煤，毛卫宁觉得本质上和那时的他是一样的：年轻人，沉醉于用身体上所感受的贫困，来换取精神上的满足。

当年的“长篇连播”，后来被毛卫宁用旁白的方式，移植到了电视剧里，想借此增加电视剧的“原著感”。

原本他想用李野墨的原声，但广播腔调未必合适电视旁白，况且当年李野墨使用的文本，与现在的通行本并不完全相符——小说广播前，编辑要进行“广播化”的调整，还要按政治要求进行微小的修改删节。

最终选定的杨大年版旁白，在毛卫宁看来，质朴、平实，到观众那里，却被反馈为“吐字生硬”，“好像在看《舌尖上的中国》”。

少平走下矿井，温豪杰进了电影学院

两三年前，制片人李娜找到编剧温豪杰时，“70后”温豪杰才头一回读了《平凡的世界》。上一次他对这部作品产生兴趣，是1992年路遥去世，当时他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

这次迟到的阅读给温豪杰带来了两个结果：一、反思自己过去的“炫技”式写作，他所引以为傲的那些技术，至少在那段时间被路遥的平实打败了；二、他决定以自己以往稿酬一半的价格接下这部戏。

做出这个决定的温豪杰，似乎被孙少平式的理想主义附体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小说中的那个细节：少平去县城，为了揽工，本来一天两块的工钱，他只收一块五。最后他干得出色，工头按两块计费给他，却被他退了回去。

李娜请温豪杰来做编剧的原因之一，是知道他曾有一段被寄养在黄河流域的经历。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温豪杰轻易地沦陷在这个27年前写成的带点主旋律的故事里。

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六年里，也就是《平凡的世界》故事发展的那个时代，东北孩子温豪杰一直被寄养在河南省黄河大堤边的一个村子里。

像少安和少平一样，饥饿是温豪杰童年遭到的最大威胁。人们见面只问“喝了吗”——家家主食都是玉米汤水，连粥都算不上，谈不上“吃”。六年寄养期，温豪杰总共吃过三次肉，其中一次是偷宰了邻村的狗，为免被发现，连夜吃完，第二天早上醒来吐了。

村里批斗温豪杰也见过。和小说里那个狡猾的“逛鬼”王满银不同，被批斗的是个老实巴交的村民。为了生计，这汉子天不亮就偷偷出发，跋涉三十多里地，跑到很远的村子卖粪，一吨粪能卖一块钱，每回最多拉两吨。好不容易换了两块钱回来，却被人抓住，揪到露天电影院检讨。汉子声泪俱下，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丢人。

温豪杰没在农村见过孙少安那样的“能人”。那年头，小伙子只要能及时娶上媳妇，就算活得有尊严。在学校，他偶尔听到老师们讨论刘少奇，讨论“为啥一直这么穷”。那些话说着说着，四人帮被打倒了，华主席的像也贴出来了——华主席是谁？温豪杰不知道。他只知道过了不久，父母来村里接他了。和父母相处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只隆重地做了一件事：捉虱子。捉到最后毫无办法，只好脱了衣服拿农药喷。

在城里，温豪杰开始了自己“少平式”的生活。做地质工人的父亲，做街道工人的母亲，养活四个儿子不容易。上初中，书费和学费都是五块，交得起这样就交不起那样。后来，母亲走后门，给温豪杰争取到三块多钱的助学金。反倒造成另一桩屈辱：一部分更不富裕的同学集体声讨老师。那种气势汹汹，猛烈撞击着少年脆弱的自尊。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从那时开始。温豪杰总是站在火车道上，对着呜呜而来的火车张牙舞爪，等近得不能再近，再迅速躲开。火车司机被激怒了，“嗤嗤”向两旁喷蒸汽，被喷得越多，温豪杰越开心。

高中毕业，温豪杰本有机会接父亲的班，成为地质工人。但他那时走出家门，拽着家门口伪满洲国时留下来的路牌，死命摇，所有力气都发泄完了，才走回家，像孙少平拒绝做一个大队会计那样，拒绝了铁饭碗。

之后是一段神仙般的混乱日子：听说画画也能考大学，他胡乱学了，拿上借来的钱，跑到哈尔滨去考美院。没考上。回来补习，得自己赚学费。

和孙少平一样，温豪杰也在建筑工地上揽活。第一天出工，铲石子铲了没十下，就晕倒在地。这段经历，温豪杰后来加在了剧本里，出现在少平参加学校集体劳动的时候。

卖力气的生计谋钱太慢，温豪杰和道上的兄弟做起小买卖。在舞厅门口，强买强卖，被工商查过。还倒卖过香烟，差点儿入室盗窃。就是这些时候，社会青年温豪杰也始终保持了阅读的兴趣，哪怕手里拿着的只是一本英汉辞典。那情景，也像极了孙少平身处一群天天想着婆姨的工人之间，读《战争与和平》。

受一个文艺青年邻居的影响，温豪杰跑到北京考了电影学院。孙少平走下矿井，走向他的新世界；温豪杰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我们那一代人，书的读者和潜在观众，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室主任的温豪杰，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得不为田福军和孙少安加戏

“80后”制片人李娜没想到，坐在电视机前，她还是哭了。为的是田福军——小说中一个锐意改革却屡屡受阻的县级干部形象。她原本以为这个角色会是父母喜欢的，可是妈妈一直念叨的是：“嫁人就要嫁向前这样的，娶媳妇就得娶秀莲这样的。”

李娜曾两次读《平凡的世界》。如今让她飙泪的田福军，当年都只从她眼前掠过。李娜想过为什么：“可能是80后身上的担子太重了。潜意识里，我在想，如果干部们都像田福军这样清醒、热衷改革，中国会不会更好？”

田福军在电视剧中的戏份，被刻意加强。这个处理，是毛卫宁和温豪杰一起决定的。

重读《平凡的世界》，毛卫宁想起自己第一次通读这本书时所处的环境：那时他大学毕业四年，在电视台拍了几部电视剧，作为党员被调到县城挂职。那些基层干部，都如同小说里田福军的死对头们：保守、畏首畏尾，虚话多，实事少，相比致富的渴望，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和乌纱帽才更紧要。

温豪杰则想起“文革”时小学里那几个偶尔说起刘少奇的老师：“中国的老百姓并非不争，少安、田福军，他们都在争。如果他们不渴求改变，上层建筑也不会有太多变化。”

少安、少平、田福军三线鼎立的架构，于是成型。这也是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的认识。“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流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路遥曾在创作随笔中写道。远景指的是用田福军所在的官场，展现十年间风起云涌的政治大背景。

不过多数时候，田福军这个人物飘离于少安和少平的核心太远，容易被忽视。惟一能把这三条主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孙少安。这就不得不为田福军和孙少安加戏。

在田福军身上，温豪杰着重考虑两件事：田福军不能那么完美，太“高大全”不真实；其他的干部也不能都被贬了，得给他们变好的机会。倒是少安，在新的脚本里，既神气活现地跨级硬闯省革委会副主任石钟的饭局；还硬逞能，炸山坝，结果炸死了田二——在小说里，这事儿是田福堂那老糊涂虫瞎扑腾的；少安和润叶的爱情，尽管最后依然没成，但也好像突破了原著赋予他们的“局限性”，勇敢起来了。

这些改编，对于原著粉丝来说，都是眼里揉不得的砂子。

有剧评人认为少安戏份的加强，是迎合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的偶像已经不是孙少平那样在书本上找出路的理想主义青年，而是马云、是孙少安那样的实干家。

温豪杰把这看作温婉的批评。“文学还是要比影视剧站得高些。少平鼓舞的是读书人，而我们面对的是电视观众。”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毛卫宁想影响的是“90后”，只是最终并没有多少成为这部剧的观众。剧组里也有“90后”，1993年出生的尹智玄，饰演陪伴少平成长的田润生。他很努力看剧本、看原著，但生产队、革委会、联产承包制这些名词，每个都让他困惑，他只能不停百度。

路遥最想表达的，其实是人与土地的情感。最大的鸿沟可能是，不单城里的孩子已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即便是来自农村的“90后”，也很难像自己的父辈那样，感受那种与土地割裂的痛楚。土地上发生的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如路遥所说，只被交给了冷冰冰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