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对岸（12）

改革者不妨重温“蛇口精神”

蛇口，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曾经以“蛇口精神”闻名于世；袁庚，“蛇口精神”的缔造者，现年94岁高龄，在家安享晚年。然而，究竟什么是“蛇口精神”，以及其消长沉浮的争论，自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从未消停。

不少人把蛇口精神归结为袁庚提出的一句著名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人把蛇口精神局限于“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等打破“铁饭碗”、搬掉“铁椅子”的改革措施；更有不少人把袁庚提倡的民主选举干部制度等同于“蛇口精神”，从而认为袁庚之后这项制度被取消，就意味着“蛇口精神”从此消亡。

我认为，如上观点只看到了“蛇口精神”的一个侧面，或者说这只是“蛇口精神”的一种具象衍生，它们都发源于以袁庚为代表的蛇口人“敢想、敢言、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五敢精神”。

没有“敢”，何来“蛇口精神”

当年“四人帮”横行时代，偌大中国满目疮痍，经济方面奉行全国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其结果，只能造成经济崩溃。这种关键时刻，上面必须有人敢于站出来，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于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与此同时，下面也必须有人敢于站出来，把改革开放的种子播入土壤，落地生根，于是，袁庚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个吃螃蟹者”。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精神”正是当年中国上下一批勇敢者同心同德缔造的产物。

没有“敢”，袁庚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年国土尘封、“左毒”侵蚀的年代第一个站出来上书中央，强烈要求在蛇口试办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出口加工区”；没有“敢”，袁庚不可能顶着“既要钱，又要命”的污蔑，大声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与不计成本、不讲效率的旧计划经济体制对着干；没有“敢”，袁庚不可能为了发“4分钱奖金”受到有关部门指责，不得不向中南海“告御状”，从而一举打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铁饭碗”；没有“敢”，袁庚不可能说动国家领导人及中央组织部支持，亲自到全国各名牌大学招聘“大大小小冒险家”到蛇口创业；没有“敢”，袁庚不可能仅仅为留住一个年轻才俊，而不惜“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晚年政治生命担保”，去说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深圳市委有关领导，改变对这位年轻人的处置，让他留在蛇口继续创业；没有“敢”，袁庚不可能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面前痛陈干部队伍中人身依附和庸辈当道的种种弊端，决心要在蛇口作出政治试验，进行民主选举，让蛇口人民充分拥有知情权、质询权、监督权和选举权……

当年，我随袁庚参加香港“亚洲经济论坛”，他作主题发言时向海外学者宣告： 蛇口是中国的“试管”，至于最终试成“漂亮的小孩”还是“怪物”，他敢于接受世纪实践法庭的宣判。

如果说，“敢打敢拼，敢于刺刀见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的话，那么，“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作为“蛇口精神”的灵魂，是再贴切不过了。

发扬“蛇口精神”的阻力来自哪里

蛇口自横空出世那天起，就肩负着挑战旧体制的历史使命，命运注定它必然历经坎坷，矛盾丛生，成为新旧势力和思想的决战场。而争论焦点时刻，总是发生在蛇口高擎“敢”字大旗，向前冲锋陷阵之时。

对于当年发生在蛇口的种种争论，有人说是“交通部条条与深圳市块块的利益之争”，有人说是“蛇口区政府与蛇口工业区企业的权力之争”，有人干脆把矛头直指向“蛇口精神”的擎旗手袁庚，说“蛇口试管是袁庚纯粹的理想主义论调，是乌托邦”。怪不得袁庚当年向我调侃说：“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箭伤累累，只好横站着。”我分析，当年非议蛇口“敢试敢闯”的人，大都出自恐惧心理。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蛇口基层干部，往往出于对长期来封建等级制度“官整民”和极左年代阶级斗争遗毒的惧怕，心里总嘀咕：“跟着袁庚试错了，怎么办？”二是某些官员，怕的是既得利益丢失，心里有另一番嘀咕：“袁庚试对了，怎么办？”无疑，恐惧的叠加成了当年发扬“蛇口精神”的最大阻力。

此时的袁庚清醒意识到，除了在改革实操上必须“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意识形态上则必须坚定不移地“破除恐惧心理”，把人从恐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为此，他特地把我找去，要我在《蛇口通讯报》上“敢于刊登批评蛇口领导干部，包括批评我的文章，目的就是让当官的敬畏百姓，而不能让百姓怕官”。当得知《蛇口通讯报》真的要登批评他的文章时，他竟兴奋异常，要求批评稿“一字不改见报”，并立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告此事，从而开创了中国同级党报批评同级党委一把手的先例。

后来，当一位培训中心教师再次批评他说话过于绝对，只有一半可以采纳，而报纸又以“袁庚此说，一半可取”作标题将该老师的意见刊登于头版时，袁庚见报大为赞赏，特地在教师节上登台发言，号召蛇口人都要学习这位老师“敢说敢为、敢讲真话，具有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精神”。以致后来《蛇口通讯报》举办的“新闻沙龙”贴出海报，以“寻找蛇口真正的男子汉”为题，不论有无官衔，老板工人，一律平等，为求真理，畅所欲言，来了一个“男子汉聚会”。“只要一不反对共产党，二不反对宪法，什么话都可以说，绝不以言治罪”。

袁庚当时对我说：“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能对人民承诺免除恐惧的自由，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反而做不到？”《蛇口通讯报》当即在登出批评袁庚的稿件的同时，配上短评： 《恐惧，告别吧!》。

正是袁庚大力提倡的“求真敢言”，为蛇口百姓争得了“知情权、质询权、监督权、选举权和对不称职干部的罢免权”，为蛇口“以民主为重”的政治体制改革试验打下了思想基础。

为了夯实这个基础，袁庚把骨干特地召到他的香港办公室，阐明蛇口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的关系。

他对我们说“两者好比一部车子上的两个轮子，光有经济体制改革轮子转动，政治体制改革轮子不动，车子只会在原地打圈圈。只有让两个车轮同步转动，蛇口试管才有成功希望。否则，蛇口从全国招聘一千多名干部来干什么？!”接着他发誓般地说：“我袁庚一生就干这件事!有人说袁庚说了一百句话，只要抽出其中一句话，就可以打他一万次反革命，但是我不怕，准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矢志不变，义无反顾!”事实上，在袁庚大力提倡民主、报纸实施舆论监督的年代，蛇口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案件。

当年蛇口有一位党委负责人在蛇口规规矩矩“夹紧尾巴做人”，大家公认他是“好领导”，但是一离开蛇口，异地去当官，失去了蛇口那样的民主监督，结果成为“广东著名大贪官”。另一位当年为蛇口民主选举设计章程的著名智囊，在蛇口从未敢贪污一分钱，离开蛇口去外地升迁当官，最后也以贪污罪被判重刑。后来，有位年轻记者问袁庚原因何在，老人引用一句古语笑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同使然。”

“蛇口精神”死亡了吗？

客观上，以“五敢”为核心的“蛇口精神”，由于袁庚把重锤敲在敢于试验民主监督和民主选举的政治体制改革上，一度把蛇口建设成类似当年延安那样的“民主圣地”，颇引世人瞩目，以为这才是“蛇口精神”的化身。加之，出于某种局限，袁庚推行的民主带有浓重的人为色彩，因此，一旦当袁庚因为年龄等原因退出蛇口舞台，自然有不少人认为“蛇口精神”必会消失。当年我曾组织过一期“蛇口沙龙”，主题就是：“袁庚之后，蛇口怎么办？”结果当时一位参加讨论的蛇口领导断言：“袁庚之后，蛇口民主死亡。”话音刚落，竟获得沙龙成员一片掌声。

没过几年，蛇口试验的结局不幸被言中： 当我“被辞职”后，以宣传民主为己任的《蛇口通讯报》首先改变编辑方针；接着是民主选举制度被取消，改为与中国内地国有企业一样的“上级委派制”，退步到十年前的“老蛇口”模样；至于领导干部必须接受蛇口人民质询、“新闻沙龙”平等探讨蛇口命运等，一概销声匿迹，一夜之间，当年光芒四射的蛇口似乎突然黯然失色。“蛇口精神死亡”论四起。

已经退休的袁庚，已清楚地看到他实在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他在与我的对话中，深刻反思蛇口改革的不彻底性，认为最根本一点在于缺乏法制保障。

与此同时，他借用当年一部走红的译制片《胜利大逃亡》名字，利用他“名誉董事长”的职务，动员有能耐的企业“带着‘蛇口精神’杀出蛇口，走向全国，闯向世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就是这样杀出蛇口的。

现在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年“带着‘蛇口精神’‘大逃亡’”的企业，全部获得辉煌“胜利”。成绩的取得，无疑来自人(包括员工和客户)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企业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维护，而这既与企业董事会的民主科学决策密不可分，同时又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息息相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蛇口精神”不会消亡。她只不过通过当年一批在蛇口创业的企业，带着“蛇口基因”，杀出蛇口，到更大更新的环境中继续发扬“五敢精神”去了。

那么，留在蛇口的居民怎么看待当年的“蛇口精神”呢？现在的老蛇口人，虽然不能像当年那样再去参加民主选举，再有机会去当面质询领导，但是他们毕竟受到袁庚当年的改革试验的熏陶，获得过一次思想解放和民主洗礼，火种还在，他们会把自己的切身感受变成如今蛇口的街头议题，在追忆中倍加颂扬，而新蛇口人听了这些故事往往为之动容，为之向往。

我认为，改革总是艰难曲折的，她需要几代人忘我地付出心血和牺牲；但是，只要付出，总有结果。当年已经扎进人们心中的“蛇口精神”，一定会在人们的期望中传承，在中央的支持下延续。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