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摸河对岸（10）

村民自治： 本质是一种直接民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正由人大常委会审议。由于有些地方的村级选举贿选蔓延，所以任务之一是规范选举，但也要看到，多数村庄选举已依法展开，很难不照法定程序举行。村民自治实践在进入“后选举时代”，选举后的治理，正在变成村治主要问题。

修订草案对“什么是真正适合村民自治的民主概念”并未给出清晰回答，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个民主”的思路，过于拘泥于模仿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有可能忽视村庄自治的特殊要求。

关键是： 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权力架构应怎么安排?

直接民主、社会自治与参与式民主

村民自治的第一个原则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来自雅典的城邦民主，有两个基本特征： 内在的美德和外在的民主参与能力。直接民主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理解为公民参与决策的日常体制。

第二个原则是社会自治。村民自治是一种基层的社会自治，而不是国家体制内部的地方自治。

中国古代政治稳定有两大法宝： 一是儒家伦理，二就是乡绅自治。革命在政治上打倒了“土豪劣绅”，在文化上通过解放个人放逐了“儒家伦理”，企图建立直接面对个人的国家统治，人民公社体制就是最终的尝试，但被证明是失败的。

社会自治的必要性在于，国家统治能力有限。既然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自治，自治的本质又在于“自主”，国家法律(包括村组法)就应仅限于提供基本的原则和制度框架，不应规定得过多过细，严重捆缚村民自治的创新空间和行动能力。

村民自治的第三个基本原则是参与式民主。从最严格意义来讲，村民自治内部的一切决策都应使用最具正当性的村民会议来决策，以体现直接民主的“直接性”。但村庄事务繁杂，性质与影响范围不一，在客观上并不需要事事诉诸“村民会议”；村民会议的制度成本相对最为高昂，村民的自主精神与能力的培养非朝夕可成；全部实行直接民主，尽管最大程度解决了权力合法性问题，但忽视了管理的有效性问题。

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程序应该是一种以直接民主为主、间接民主为辅的程序组合。参与式民主强调成员德性、责任与行动能力，具有古典直接民主的部分核心要素。这就是村民的自治文化和自治能力问题。

参与式民主的现代类型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强形式的参与式民主，指向成员的自主审议与决策，不存在可见的权力中心，全体成员就是权力本身；另一种是弱形式的参与式民主，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决策程序，涵盖立法过程和行政过程，存在可见的权力中心，公民参与有咨询价值，但没有直接的决策权。

中国的村民自治成败与否，民主程序的合理设计是关键，必须注重强、弱形式的参与式民主的合理搭配。

村民会议是根，村民代表会议是枝

基于以上基本原则，村民自治的本质，应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目前的修订草案，有两点动向值得关注： 一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法律关系的规定，这涉及村民自治民主权力的核心载体问题；二是要不要增设村务监督机构。

第一个问题涉及村民自治权力架构的核心内容。修订草案坚持了村民会议的最高地位并适当扩展其权力清单，值得肯定。村民代表会议则是协调以村委会为载体的“行政主导”和以村民会议为载体的“直接民主”的产物，是效率和原则的结合。

尽管村民代表会议在法律上是“按需设立”，但实践中基于所谓的村民会议开会难(很多是人为将村委会设在自然村之上，以及大规模合村并组带来的)，大多数行政村设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并有取“村民会议”而代之的趋势。

这样一来，村民自治到底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民主的问题就模糊了。其实，目前对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性质并无异议，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分权及程序安排，使其顺畅运行。

两者不妨如此定位： 村民会议是原则和重点，不能通过简单的“一次性授权”来挤压直接民主空间，架空直接权力领域，应保障村民会议在召集程序、议题重要性及协商理性方面的优先地位，使之对最重大之村级事务具有直接决策权力。

对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村民代表会议，可通过清晰、有限而可收回的授权安排，使之承担日常性的村级重要事务决策。

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各安其分，才能协调好村民自治中的精英与大众的不同作用。事实上，单独依赖哪一方都达不成善治的效果。

精英治村固然好，但一定是要为村民负责的精英。普通村民治村也不是完全可行，必须要有精英的示范和带动，专业化的工作，只能委托精英去完成。

取消专门的村务监督机构

村民自治的权力架构里，是否需要增设村务监督机构?草案第29条规定，应增设此类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应当具备财会、管理知识，并由村民选举产生。

我们认为，这一制度设计并不必要，理由有二：

首先，这一设计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之监督职能重复，叠床架屋，虚耗制度资源，开发上述“两会”的监督职能即可。

其次，专业监督人才不可能每个村都有，高要求的监督需求也不一定每个村庄都存在。这种监督需求，可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设立临时监督小组或外聘专业机构来满足。

村组法： 是“自治法”而非“组织法”

本次修订草案，逐步体现出对村民自治的“自治法”逻辑的肯定。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自治，需要正确处理法律与自治的关系。

法律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意志期待和制度安排，自治则体现为国家之下的次级共同体的自我决定和自我维持。村组法尽管以“村民自治”为目标，长期以来遵循的却是一种“组织法”逻辑，即过多体现了对村民自治的制度规划及实践步骤的控制，对村民参与权的相关程序却建构不足。

事实上，法律应仅限于提供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核心规则和程序框架，不应过分细致地规定村民自治的具体运行程序和规范化标准。

村组法对于自治程序的规定，应更开放，对于明显不可能有单一制度选择的就不要硬性规定一种制度选择。

比如，修订草案第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村民能不能要求设立村民委员会呢?为体现社会自治，应该同时允许村民会议决议后，自主提出。

前述村务监督机构的设立也是一个例子。为什么要统一规定设立村务监督机构呢?需设即设，不需要则不设，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自主决定即可。

类似偏向在修订草案中还有很多。如第二十条第二款对村民会议提议权的规定：“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如果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提议召集呢?应该也予允许，实际中大量存在的其实是由村委会、村党支部提议甚至提出具体议案的。

再如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对村民代表会议开会制度的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如果有相当数量村民而不是村民代表要求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呢?也应该允许为好，有利于体现直接民主和村民参与。

由于村庄的实际情况差异很大，全国法律不可能做出一致规定，有的制度可以列举几种，都为合法，但具体用哪一种交给村庄自己选择。对于因实际情况多样不宜明确或不能列举全部选择的，可以将具体制度创设权留给村庄，村庄本来就是自治体。

此外，村组法之下，应有村一级的村民自治章程与规范，让村民决定村庄的自治办法，才可显示出“自治”本义。

村民自治不仅是按照法律规定动作来训练村民和实现秩序，还应具有规则生产的权力与能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农村实际情况，制定村民自治示范章程，推荐给村民参考，以及助力村民自治经验的扩散。

促进多样性的自治，本身就应是“自治法”的目标。应将村民自治真正归还给村民，使之具有相对完整的权力对自治事务做出决定，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核心的民主行动能力。在此意义上，村组法应保持适度的“谦抑”，尊重社会自治的自身规律和发展需求，为村民自治提供运行空间。

对村组法修订草案的审议，应更加审慎、系统，广集建言，以恢复村民自治的完整理论逻辑和合理制度框架，推动真正的村民自治。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