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瞬间

张洹、左小祖咒、马六明、段英梅……荣荣的镜头对准的是前卫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还原的却是中国实验艺术源头的神话现场。冷酷无情的当代艺术作品在破败的东村诞生，而在这背后，是鲜活而热切的历史原境。

荣荣好多次在梦里回到东村。

在梦里，东村还是1992年的模样，周遭都是荒芜，西边的大饭店光彩辉煌，漂浮于暗夜中，一些微光照在东村的断壁残垣上。

那时候，荣荣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跟一群穷困潦倒的艺术家混在一起。

在行政区划图上，这个地方叫做朝阳区东风乡大山庄，但是他们决定叫它东村，并笃信这里将创造纽约东村的艺术浪潮。

然而两年后，东村就彻底消失了。除了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人们谈起东村，都并不确知自己在谈论什么。

在北京待下来，一切都会解决

来到东村之前，荣荣叫卢志荣，他的大部分时间在福建漳州度过。那里空气潮湿，很多地方因为植物过分繁茂而显得阴暗。他花了很多年学习绘画，打算考上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做一个画家。但是他考了三年，都没有成功。

他觉得沮丧，然后觉得不如做个摄影师，去北京干出一番大事业。他在县城供销社工作的父亲说：“你来供销社上班，工作三年，每年给你一万块。三年之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父亲的盘算，是三年工作，已经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放弃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踏踏实实挣钱养家，娶妻生子。

但儿子的想法正好相反：“有了三万块，什么都不用愁了，怎么能不去搞艺术？”

于是，1992年春天，他买了一台美能达X700照相机，花掉了5000块。这一年秋天，他到了北京。先住在中国工艺美院的地下室，上摄影培训班。下雨的时候地下室会进水，水上漂着不知哪里来的死耗子。

之后，荣荣发现了大山庄。这里是北京郊区一个潦倒的村子，干燥、遍布垃圾和灰土，除了等待拆迁和收取房租，村里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指望。村中最普遍的产业是收废品。房子都是老旧的平房，因为得过且过而破败不堪，一些单调的杨树从狭小的院子里窜出来，反倒衬得地上的院落更加干枯。外来谋生的打工者和拾荒者也是这里的住客，由于生活苦闷，有人染上隐秘的疾病，所以村里的砖墙上时常能看到治疗淋病和梅毒的小广告，也兼职阳痿早泄。一层广告纸风化褪色，便再贴一层。

在这个垃圾场的不远处，昆仑饭店、长城饭店已经矗立起来，大山庄是它们不屑一顾的阴影。唯一的好处，是从这里骑自行车到工艺美院只要半个小时。

1993年2月28日，冰雪开始融化，当荣荣踏进大山庄的时候，他觉得空气新鲜，阳光明亮。那些红色和黄色的砖瓦房，让他想起在漳州乡下的生活而倍感亲切。

他在大山庄的一座院子里找到一间偏房，安顿下来。房租每月80元。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刚要发芽。房东养了一只狗，狐疑地看着这个南方口音的陌生人。

“只要能在北京待下来，一切都会解决的。”荣荣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大山庄的艺术家

荣荣是和妹妹一起来大山庄的。

妹妹卢亚丽比荣荣小四岁。在荣荣三次报考美术学校失败之后，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教妹妹画画，然后妹妹顺利考上。三年后，亚丽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回出生的乡村当美术老师。

荣荣决定让妹妹来北京，看一看生活是不是会有别的可能。

两兄妹在大山庄的生活每日重复：荣荣白天离开家，出去上课、谋生，他给报社兼职，也帮别人拍一些照片。有时候他也会出远门，去西双版纳、蒙古草原或者长城上，去拍各种风景照片。他拿这些照片去参加摄影比赛。

妹妹就在家里画画，大部分是她的自画像。那些忧愁的画逐渐挂满小屋的墙面，她拿着这些画到街上卖，但是无人问津。

一直到8月，有一天，在工艺美院，有个叫段英梅的女孩子来找荣荣，姑娘个头矮小，圆脸，戴着黑框眼镜，一副学生相。她说在大山庄见过他。她问，能不能请你给一个搞摇滚的拍照？那个人叫“诅咒”。

第二天一早，段英梅——人们都叫她小段——就来叫荣荣，带他找“诅咒”。那一年左小祖咒23岁，刚来到北京，他相信在北京能找到先锋艺术和摇滚文化的市场，在整个中国，“北京是唯一能够创作前卫艺术的地方”。

荣荣带着相机到了左小祖咒家，在夏天，左小祖咒坚持穿着皮夹克、牛仔裤，戴着一副阔大的墨镜。他的脸被长发遮住，隐藏在阴影里。

荣荣感到这个人身上传来的拒斥感，这种感觉让他不适。他问：“能不能把你的墨镜摘下来？”

左小祖咒很不高兴地取下眼镜：“我睡觉也从不摘下来的。”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妹妹告诉荣荣，有两个男孩来院子里，说她的画不错，像梵高。房东把他们赶走了，那两个人在旁边租房住着，窝在家里画画，一个叫马六明，一个叫张洹。

荣荣想起来，这两个人他也见过，在清早的公共厕所里。显然，他们身上的气质不是大山庄的，他们跟这里的村民和拾荒者都大为不同。

这时候，荣荣才意识到，大山庄有一群不一样的人，或者说，在某些地方跟自己一样的人。左小祖咒是摇滚歌手，段英梅、张洹和马六明是画家和前卫艺术家。他们都在大山庄，跟这个村子一样穷困潦倒。

拍摄大山庄

“我感到我的周围有某种东西在吸引我，引起我的注意。”在给左小祖咒拍照两个月后。荣荣决定拍摄在这里的生活，和所有在这里“流浪”的人。在大山庄的晚上，他忽然感到从前拍摄的风景照都虚无缥缈，跟自己毫无关系。

那一年的11月，荣荣拍了小段，她坐在自己的画前面，画上是她描摹的东村艺术家们——被她称为“孤独的手淫者”。他们扭曲的裸体坐在地上，手中握着巨大的阳具。戴眼镜的小段就坐在前面，像个中学生。阳光把她的脸照亮了一半。她盯着镜头，微微把头扬起来，眉头锁着。

然后荣荣让小段带他去拍了马六明。

马六明是6月从湖北来的，从湖北美术学院毕业，学的是油画。他本来在一家地方电子公司做设计师，但是两个月之后，他放弃了工作，决定做一个独立艺术家。

这一年，马六明刚刚24岁，决心在北京扬名立万。他四处造访一些前卫艺术圈的知名人物，比如丁方、方力钧和王劲松，然后发现自己还远不能在油画创作上“独当一面”，于是决定做行为艺术。

“马六明长的很秀气，秀发披肩，我发现他吸烟的手，还有发丝，是与众不同的。房间里大都是他的自画像，他还告诉我：‘很多人以为我是同性恋，我不是同性恋，我是很喜欢漂亮女孩的。’”这一天的日记里，荣荣写道。

他给马六明拍照的时候，马六明从书架上拿起镜子和梳子，开始慢慢梳理头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从取景器中，荣荣感到，他的面孔看上去非常优美。

第二天，荣荣去拜访了张洹。他是大山庄的老居民，比荣荣早一年。来北京之前，他离了婚。

张洹出生在河南安阳一个工人家庭，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开初，他迷恋米勒式的古典美，而在荣荣找到他时，他已经放弃了油画，转而尝试一系列暴虐的行为艺术。

其中最为轰动的，是《流泪的天使》。就是在这一年，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90年代艺术展”，展现艺术家们的新成就。张洹严格保守了行动的秘密，在展览开幕前五分钟，他站在美术馆正门外，身上只有一条内裤。他把一个罐子高举过头，然后把鲜血一样的液体倒在身上，里面混杂着玩具娃娃的头和四肢。

然后他跪下，把这些残骸捆在一起，走进美术馆大厅，把它挂在一张黑布前面。

由于“私自举行行为项目”，“90年代艺术展”被中国美术馆取缔。

在这场犯禁而代价惨重的行为艺术之后几天，荣荣找到了张洹。张洹开门的时候睡眼惺忪，头发蓬乱——他还在睡觉。

他看过荣荣给左小祖咒拍的照片，但还不认识荣荣。

“想不到我们村里有这么好的摄影家。”他说。

荣荣踏进张洹的屋子，他看见到处都是塑料娃娃和模特的碎片，脸、残肢、身体，以各种古怪的姿势散落在角落。张洹向他介绍说，这都是他的作品，“从附近的垃圾场捡回来的”。

荣荣提议，以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为背景，拍一组不穿衣服的照片。他把一块画布铺在地上，让张洹躺下。他把一个模特的残肢丢给张洹，而张洹顺手把它套在自己的两腿之间，然后在地上手舞足蹈。

当张洹看到照片时，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似乎不太敢相信照片中那个散发诡异光芒的人就是自己。

“这家伙挺上相的。”一旁的左小祖咒评价道。

给大山庄改名，叫做东村

春节过后，亚丽回了老家，继续做乡村教师。她留下的除了画，只有一双普通的白色运动鞋，90年代女生常穿的那种，布面胶底，洗过之后就会发皱。

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向大山庄聚集。美院毕业生、无业艺术家，或者干脆就是流浪者。

1994年5月，荣荣在给妹妹的信里写道：“前天，我们拜访了一位前辈，是最近刚从纽约回北京的，跟你说这个人是谁，你一定知道，他是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未未。”

这时候，艾未未正在着手编辑一本前卫刊物，让大山庄这些有想法的艺术家有机会出现。这让荣荣他们万分高兴。在这封信里，他第一次叫大山庄为“我们东村”：“我们东村，做什么的都有。诅咒搞摇滚、写诗，孔布策划，写评论；还有张洹、马六明、朱冥做行为……而我是唯一的摄影家，这是多么完整的团体啊，一定能做出有意义的作品来。”

他们把路边一些破旧褪色的路牌重新写上了地名：“北京东村”，下面是“Beijing East Village”，墙上也画上了巨大的指示箭头。

所有人都感觉，时间开始了。尽管东村依然跟大山庄一样破败不堪，垃圾遍地，东村里的人也一样穷困潦倒。左小祖咒靠卖盗版VCD为生，张洹给油画公司画行画，马六明定期从哥哥那里得到援助，而荣荣靠给《工人日报》拍照片、给剧组拍剧照而微创生活，买廉价的航空胶卷。

他给妹妹写信说：“我期望你早日返回北京，加入我们的行动。不过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挣钱。我真的不想去拍那些商业的东西，全都是假的。还有满街的婚纱影楼，那些让我没有激情的东西——我想我的相机是有用处的，我要告诉你我们这边的艺术，还有最真实的生活。”

《十二平米》的诞生

这一年6月，张洹决定做一个行为艺术，地点在村口湖边的公共厕所，也就是荣荣最早发现大山庄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物的地方。

在进行大规模改造之前，这种厕所曾经遍布北京的胡同和郊区。方砖垒砌的简易房，屋顶是石棉瓦，里面一边是小便的水泥槽，一边是毫无遮挡的蹲坑。排泄物和卫生纸、废报纸让人无处落脚。

这个行为，据张洹说，是为艾未未的父亲艾青而做。在文革时，艾青全家被下放到新疆，每天，艾青要早起打扫好几个这样的公共厕所。

6月2日中午11：30，行为开始。

张洹在身上涂满鱼的粘液和蜂蜜，然后赤身裸体坐在厕所当中。那场行为，张洹称之为《十二平米》。这是那个厕所的面积。

天气燥热，厕所里暑气蒸腾，成千上万的苍蝇聚拢到张洹身上，叮着他的脸、鼻子和耳朵。

荣荣戴上了口罩，但是混杂的腥臭还是让他难以呼吸。他甚至不记得怎么完成了正常拍摄，只是和张洹一样在坚持。其间有村民走进厕所，接着惊慌失措地逃出去，然后开始骂街。

汗水从张洹的身上淌下来，于是那些苍蝇像是在泛滥的河流边饮水的兽群。有些苍蝇就粘在混合的粘液上。所有人都在竭力忍受着。

“60分钟到了！”终于有人喊出。于是张洹站起来，往外走。厕所后面有一片湖水，他穿过岸边稀疏的芦苇走下去，一点一点消失在水面下。

荣荣跟在后面，按动着快门。他知道胶卷快要拍完了。当张洹逐渐隐没在水下的时候，荣荣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巨大的悲凉。他预感到将要有关于命运的大事发生。

警察来抓人，东村四下逃散

《十二平米》完成一周后，张洹实施了他的下一个行为。他把自己赤身裸体吊在天花板上，让血从脖子滴落到盘子里，下面用电炉加热。鲜血在盘子里慢慢焦黑，散发出臭味。现场所有人身上，都沾染了这种味道。

张洹把这个行为叫做《65公斤》。这是他自己的体重。

而马六明则在进行另一个行为表演。他称之为《芬•马六明的午餐》。

6月12日中午，马六明从屋子里出来，围观者们看见他浑身赤裸，秀发披肩，化了女妆，男女莫辩。他打开院中的煤气灶，开始加热土豆，然后摘了一些树叶，写了一些什么，一同放进锅里。然后放进去的，还有他的手表、耳环。过了一会儿，他揭开锅，捞出土豆，把它们埋进树根边上的土里。

行为结束之后，荣荣和左小祖咒、张洹、孔布离开马六明家，去外面吃饭。十分钟后，警察赶来，把所有人都押上警车带走了。

荣荣躲到了朋友家里，不敢出门。张洹、左小祖咒和孔布则跳上火车，跑到内蒙去。

后来荣荣才知道，马六明他们被抓，是因为村民向公安机关报告。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古怪的人，打扮诡异，举止可疑。他们居然白天不上班，在家里睡觉，经常赤身裸体，伤风败俗。

而东村的艺术家们也时常受到身份的威胁。他们没有暂住证，在路上遇到检查，只能掉头就跑，如果有警察半夜来查证，只好装作无人，无论如何都不开门。

荣荣给栗宪庭打了电话，问为什么会这样。栗宪庭告诉他，警察把马六明的录像交给高校教授鉴定，看是不是艺术，得到的答复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把马六明和流氓、小偷一起关到收容所，不许探视。

这时候，那些狂妄地给东村命名的年轻人，才明白自己仅仅是寄居在东村，东村并不属于自己。他们树立在村口的东村标牌，只存在一天，就彻底消失了。

所谓《原音》

6月24日，荣荣偷偷跑回东村，把留在那里的东西搬走了，包括妹妹留下的画。

公安局让房东小心，一旦发现荣荣的踪迹，就打电话报告，但房东没有跟荣荣过不去。半夜，荣荣踩着三轮车，拖着所有的家当，逃出东村。

坏事情接二连三到来。一个星期之后，张洹被打了，在酒吧里。一群陌生人忽然闯进来，用玻璃杯打破了张洹的头。张洹的头和脖子，都受了重伤。

荣荣回了老家，直到秋天才返回北京。马六明已经被释放，住在安家楼，张洹则住在豆各庄，荣荣在六里屯找到了暂居之所。他们离东村都不远。

尽管东村解散了，但是他们依然在精神上围绕着东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荣荣不断地拍摄这些东村人的行为艺术。

1994年底，他拍了苍鑫的《踩脸》。

苍鑫是河北邯郸人，前一年移居北京，开始前卫艺术。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1500个自己的面部石膏模型，每张石膏脸上，都用纸条标明制作时间。他把这些面孔摆满院子，让参观者踩过这些脸，将它们一一踩碎。然后，苍鑫脱光了衣服，在破碎的石膏脸上跳跃、翻滚，直到它们彻底成为碎屑。

在行为中，马六明拿起一个石膏脸，它的额头已经破损。马六明把它举起来，挡住自己的脸。荣荣给他拍了下来。马六明透过石膏脸凝视着观众，背后是大片惨白的石膏面孔。

第二年1月，东村艺术家们完成了《原音》。

北京的东便门立交桥下，12名艺术家开始了这场演出。

马六明喝了五瓶啤酒，他是第一个行为表演者。夜里10点整，他走到立交桥的角落里，面对墙壁，响亮地撒了一泡热尿，足有三分钟之久。

第二个是左小祖咒，他昂起头，面对夜空，大叫了三声。

荣荣作为行为艺术家之一，参与了这次演出。他让一个女孩手持蜡烛，自己不断对着她的脸拍摄，闪光灯不断地点亮，快门声急促而激烈，镜头几乎要扑到女孩的脸上。

忽然，蜡烛熄灭，一切归于平静。

第四个出场的是宋晓红，她穿着白色的睡衣，在立交桥下哼唱起催眠曲。她低下头，捧起自己的乳房吮吸，直到睡着。

张洹又一次赤身裸体地出现了。他大笑着，跌倒在立交桥上，然后爬起来，再跌倒，他像是在跟某个无形的东西搏斗，一次次被击倒在地。终于，他跌跌撞撞爬过了栏杆，栽倒在墙角下。他捧起一团蚯蚓，塞进嘴里，然后仰面躺倒。一条条虫子开始蠕动，从他嘴里爬出来。

“我看到了比噩梦更可怕的场景，周围死一般寂静……”荣荣在日记里记述道。然后，噩梦惊醒，张洹慢慢转过身去，开始在暗夜里抽泣。

那一天，荣荣的日记结尾写下了一堆横冲直撞的话：

“我需要安静，死一般的安静！”

“我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难道生活就仅此而已？”

“我想回到原始，可我为什么还拿着笔？”

“照片又是什么东西，日子一天天地过。”

“我要抓住什么……”

“死亡……”

在更大的空间里，东村在继续

1995年5月，东村艺术家们完成了他们最著名的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包括苍鑫、左小祖咒、张洹、马六明和段英梅在内的十名艺术家，在北京妙峰山区的一座无名山上按照体重从下到上，赤身相叠。

按马六明的说法，这个创意是大家聊天时想到的，然后每人凑了200块钱的份子，去请摄影师、租车。

1999年，《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参加了第48届威尼斯国际双年展，获得轰动。评论家说，这个作品把人与人、人和自然以及男女两性，重新置于关爱和怜悯的维度上来探讨本源性的存在关系，给出了身体艺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验”。

荣荣没有目击这次活动。这场后来被视为东村艺术家大规模合作的巅峰与终结的行为，他不在现场。在逃出东村之后，他依然是东村艺术家们的纽带之一。

这一年3月，荣荣主导了一场名为《第三类接触》的拍摄。

他翻看照片，觉得张洹和马六明都有独特的气质。张洹阳刚、坚实；马六明阴柔、秀气。他准备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拍一些照片。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寓的卫生间，马六明开始刷牙，张洹则开始刮胡子，他们认真地，如同睡前的情侣一样清洗自己。张洹甚至剃掉了身体上多余的毛发。

然后，张洹和马六明走进浴缸，张洹把一大堆头发放进去。热情使得卫生间里充满一股奇怪而难辨的气味，让人感到恶心。

所有人都进入了梦游的状态，然后，马六明从浴缸里起来，身上沾着毛发，湿漉漉走进卧室躺下。张洹跟着走进来，睡在马六明左边。荣荣对着他们熟睡的脸按下了快门。

张洹在后来一次行为艺术中遇到了麻烦。他搞到一个铁箱子，打算把自己锁进去，然后放在北京地铁车厢中，整整一天。

他对这件事非常期待，以至于忍不住在家里演练起来。他在一天中午饭后，钻进了铁箱，把盖子盖起来。呆了几分钟，张洹开始感到闷热、四肢因为无法动弹而麻木。他决定到此为止，但是盖子却打不开了。

在他合上箱盖的时候，铁扣落下来，把箱盖锁住了。

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从铁箱的小孔看出去，能看到屋子里的电话、BP机。房门是反锁的。

张洹陷入了慌乱。他知道不可能有人来救他。他试图把手从箱子上透气的孔洞伸出去打开锁扣，但是徒劳无功。他用尽全力想把箱子顶开，依然毫无用处。他感到关节在逐渐麻痹，死亡的恐惧笼罩了他。

一个行为艺术家死在自己家的铁箱子里，几个月之后才被发现。这样的故事应该会上社会新闻版的头条。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恐惧一点点剥去了理智。张洹开始不顾一切地狂喊：“救命，来人！”

几分钟之后，楼上的邻居听到了声音，然后公寓的阿姨打开门进来。场面让她感到错愕不已。她惊恐的表情，让困在箱子里的张洹又激动又觉得可笑。

出来之后，张洹给盆友们打了电话，跟他们描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再也不想碰那个箱子。

冒险在继续，分离已开始

马六明被放出来之后，依然在发展他的艺术实验。

他后来住在安家楼，在那里他完成了《芬•马六明和鱼》。赤裸的马六明在附近的胡同里搭了一个煤气炉，把一条活鲫鱼放进油锅，慢慢炸成焦炭。

当时是3月，北方依然寒风呼啸。艺术评论家说：“冰冷的和热煎的——悖谬于社会和文化既定结构的任何行为只能面对悖谬的必然命运：死亡。”

荣荣这次也错失了现场。后来马六明跟他讲了行为的全过程，荣荣问：“那条鱼还在吗？”

第二天，马六明找出了那条烧焦的鱼，放在他睡觉的枕头边上，然后躺下来凝视着它。荣荣给她们拍了合影。烧焦的鱼还能辨别出形状，仿佛是另一种材质。马六明像注视自己的躯壳一样，带着一种平静的悲伤看着它。

之后，马六明又做了一个关于鱼的项目。那时候马六明搬到荣荣居住的院子，他们在浴室里挂了十条鱼，活的。鱼钩穿过鱼脊，挂在房梁上。鱼在空中张嘴挣扎，而马六明在中间淋浴、抚摸自己的身体。浴室里光线昏暗，荣荣穿梭在马六明和鱼之间拍摄照片，有时候，他跑到浴室外面去，像一个窥淫癖注视着里面。

他们后来还干了很多冒险的事。比如徐三，他在1996年跑到香山，在缆车上脱光了衣服。香山的工作人员追上来的时候，他就从缆车上跳了下去。他没有摔伤，但是丢了钱包几件衣服。朱冥订购了硕大的气球，然后把自己装了进去。

张洹则搞了一回“大的”。他找了一群民工，每人给20块钱，让他们脱掉上衣，排队走进一个鱼塘。他管这个叫《为鱼塘增高水位》。荣荣以旁观者的姿态目击了这个活动。

他已经感觉到，东村作为一个群体，已经逐渐分散了。

2002重回东村

1997年，带荣荣去拍左小祖咒的段英梅去了德国；第二年，张洹离开北京，移民美国；徐三回了湖南，后来据说在银行找到工作；马六明、左小祖咒依然在北京。他们在各自的路上前进，东村已经成为过去。

时隔多年，荣荣再谈起东村，是在他的三影堂。如今他的身份，是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摄影》杂志主编，同时又是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主人。

他的三影堂在北京东北五环外面，离过去的东村大概有十公里。这里是现在的城郊。不远处火车呼啸而过，一些杨絮随风飘到院子里来。东村，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和精神上，都再也无法回去。

今年春天，荣荣在香港见到过马六明，两个人喝了一些酒，谈了谈过去，至于具体说了什么，无人得知。

其实，荣荣回过一次东村。那是2002年，东村已经不存在，连它原来的名字，大山庄，也从地图上消失了。

东村被规划为朝阳公园和新商业区的一部分，四环路从村庄旧址上穿过，曾经淹没张洹的湖已经被填平，消失得毫无痕迹。

在关于这场潜越回家的日记里，荣荣写道：“我找到了一个围墙的缺口爬了进来，熟悉的村庄，已经完全被铲为平地，我走在这空阔的土地上像丢失了魂魄，在四处寻找着，寻找着，只有依稀可辨的几棵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望着远处的一幢幢高楼大厦。”

然后，他看见了被工程车挖掘过的土地上，在阴影里，残留着一小块雪。他跑过去，把它们抓在手心里，握紧，又摊开在冬天的太阳底下。融化的雪水从指缝间滴落下来。

“这是我的……”他想。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拍摄东村这群人？

荣荣：这些人在一起，他们肯定有梦想，他们不是无缘无故来到北京，每个人都有历史，某种力量驱使他们来到北京。那个时候三环还没修，昆仑饭店、长城饭店，都有了，那些饭店的灯光照射到东村。我们虽然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也有温暖的感觉，好像那些灯火辉煌的地方也属于自己。所以在东村，我们谈论理想，谈论哲学，谈论对艺术的见解，孤僻、清高。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摄影家，摄影对我而言可以代替画笔，来表达。我觉得记录这群人，是有意义的。感谢命运的安排，我住在东村并且遇到他们。我们是同步的，他们的生活就是我的，没有距离，所以变成了一个共同体。

记者：东村对你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

荣荣：东村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是出发点。我居住在东村，找到了自我。我刚到北京时，四处流浪、拍摄，去西双版纳、去草原、长城，走了一大圈，回到东村，在黑夜里关上门思考，西双版纳的风景、长城和草原，跟自己有关吗？其实有关的是当下，比如明天能不能吃饱饭？在东村，这是个没有人关注的地方，我们在黑夜里。这里的年轻人从美院毕业，没有服从分配，他们就想当职业艺术家。可是北京也没有机会，那时候798连个影子都没有，除了中国美术馆，没有什么画廊，全民下海，没人谈论艺术。如果东村没有一个群体的力量互相支持鼓舞，可能没有谁能够走出来。那时候是一个群体，虽然不多，但是三五、七八个人，像一支队伍。

记者：你的照片里基本上没有东村的普通居民，都是寄居东村的艺术家。你们跟村民是怎样的日常关系？

荣荣：这本书里没有一个村民，我拍了他们的垃圾场，画室的肖像，东村是一个抽离的地方，艺术存在的废墟。东村人就觉得他们是疯子。房东觉得你们白天睡觉，不去上班，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这些人举止可疑，心怀叵测。你在院子里躶体，房东觉得伤风败俗。张洹在公共厕所裸体，一个村民进来，吓跑了。他们不能理解。当时整个中国对前卫艺术能理解的人也很少。我第一个拍的左小祖咒，张洹看到了，很激动，原来东村还有一个摄影师。他们从我的照片里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形象。

记者：妹妹对当时的你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情依存？

荣荣：她是可以交流的。但是她在北京一年，是在家乡学校停薪留职，一年到了，她必须回去。我给她写信，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想她来，又担心她来。有的事，不敢告诉家人，但是我妹妹都知道。

记者：东村的摄影，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荣荣：之前我参加北京的沙龙摄影协会，参加一些比赛，拍风景，也拿过奖。摄影界是不真实的，官方的媒体，官方的叙述腔调。当我拍东村的时候，我从来不投稿，我知道他们的喜好是什么，我知道他们绝对不会选用，不会发表，但这是我真正的作品，是最真诚的表达。

记者：你在拍摄行为艺术，这种注视和围观，跟普通的摄影肯定有不同，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比如《十二平米》？

荣荣：张洹的《十二平米》，就在我们两三分钟走到的公共厕所，这个地方，我经常满脸苍蝇蹲在里面，完事之后赶紧逃出去。而当时张洹一丝不动坐在里面，我一边拍摄，一边也在忍耐，感受心里的忍耐、坚定，它们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了。我跟这些行为是一体的。我这个观者是在其中的。如果是一个外来的记者，肯定是有距离的，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拍摄到最后的一刻，开始意识到它背后的故事，张洹一步步走进池塘里，消失在水面下，我掐着底片在拍，胶卷快要完了。在快门声中，他隐没在水面之下。我觉得隐约要发生什么，心里充满了巨大的悲凉。你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们这些人要表达什么呢？之后，东村就消失了。大家还在热烈讨论，要大干一场，结果很快受到了打击，有人被抓走。照片预示了一些事情的发生，无法言说的隐喻。

记者：为什么都是用黑白照片？

荣荣：行为的现场非常真实，照片把整个行为抽象化了，黑白的凝聚力，更加永恒地留下来，黑白灰三个调子，不需要太多色彩。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一种黑暗的青春时光。

记者：那时候应该也面临着心理的挣扎？

荣荣：张洹被打，马六明被抓，左小祖咒受伤，我们被驱逐出东村。你没法把这些事情跟朋友倾诉，只能一个人承受。没有人逼你当一个艺术家，所有的磨难都只能责怪自己无能。为什么不能挣钱，好好生活？就像《鱼孩》，用鱼线穿过鱼的身体，挂在浴室的天花板上，鱼在空中张嘴、挣扎。

记者：但是艺术的表达需求可能超过了这种挣扎？

荣荣：在那一段时间，如果我们不表达，会身体不舒服。有人说是荷尔蒙过多。好像做完之后，就释放了，身体感到轻松。

记者：左小祖咒可能是当时你们中的异类，他搞摇滚的，而你们是搞行为或者画画的。

荣荣：左小祖咒也掺和，他不是行为艺术家，但是也参与，比如《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他的摇滚给我们带来心灵震撼，包括他给我们听的打口带，我们可以去他那里拿。那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安慰？我觉得来自音乐。最孤独的时候，音乐给我们很大的力量。东村是一个多样的群体。

记者：《荣荣的东村》这本书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第一次拍张洹的时候，他拿塑料腿是套在生殖器上，书里写成了套在一条腿上。

荣荣：哈哈，是套在生殖器上，照片就是如此。当时我们做行为，裸体是一个问题，到现在20年了，裸体还是问题。不过，多少有点进步。

记者：如果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东村的影响，你怎么评价？

荣荣：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之后，大家纷纷下海经商，东村成了一个坚守的阵地。

记者：东村的突然消失，对你们的打击是怎样的？

荣荣：突然就没有家了。当时很难过，刚刚觉得有一个家园，没想到会突然发生。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东村画了一个句号，在它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