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游】叛道者的雄心 谷文达的当代艺术

离经叛道，这是人们对谷文达最常见的形容。年近花甲，他雄心勃勃的艺术之旅却仍未停止。

谷文达 国际知名艺术家。师从国画大师陆俨少先生，与王广义、舒群、徐冰、张晓刚等同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主将，并与徐冰、黄永砯、蔡国强并称“中国实验艺术四大金刚”（图/冯钰棠）。

今年“母亲节”，先锋艺术家谷文达在广东佛山举办展览“孝道”——他带领一千多位小学生以当代书写方式，在一千米的红丝绸上写下孔夫子的《孝经》。开幕前一天，谷文达出现了。挺拔的身材裹在整齐大气的衬衫西裤里面，衬托出一张轮廓清晰浓眉大眼的脸，看起来完全不像即将步入花甲的人。后脑勺上的灰白头发，被他整齐地缠成一个发髻，非常引人注目。据说他从未剪过头发，他也经常拿这个“特色”开玩笑，说自己的头发一半生于中国，一半生于美国。

谷文达1955年生于上海，父母在银行工作，曾外公受清朝派委任统辖西藏。祖父谷剑尘是中国早期戏剧与电影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发起人之一，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上海戏剧学校的首任校长。他首先在中国电影界提出“导演中心说”，剧作《孤军》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有台词的话剧，他的著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为首部完善的中国电影史书。反右斗争中，谷剑尘被划成右派，母亲怀上谷文达期间被上海戏剧学院开除并入狱提篮桥监狱。文革期间，谷剑尘独自居住，最终病死于绍兴故乡。谷文达也参加了红卫兵运动，不仅毛泽东的小红本不离手，还经常编排大字报。“文革”在谷文达的血脉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至于在他开始艺术创作之时，总是无法避开这个敏感而深刻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是谷文达成名的黄金时代。他考入浙江美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师从陆俨少，以一系列实验水墨以及对文字的拆解错构开始为人所知，成为“八五美术新潮”的代表人物。

1983至1987年间，谷文达的大型伪、错、印刷体文字书法的系列水墨画，在中国当代艺术中首次将文革政治符号与文人水墨画结合，创政治波普水墨艺术的先河；另一创作经历长达十四年的五十块大碑《碑林——唐诗后着》，将五十首唐诗通过意译和音译成崭新的当代诗；2O00至2OO2年间，他创造完成两个大型装置艺术——以中国人头发粉DNA基因为原材料的 《墨炼金术》和以绿茶叶创制的《纸炼金术》。目前，他正在创作在中国人发基因墨和绿茶宣纸观念材料上的基因风景画系列。

与范景中交流诗歌、美学

1985年到2014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如火如荼成长起来的三十年。“当时理想主义盛行，所有的人都憋着一股劲”，回头看80年代，谷文达忍不住唏嘘。“文革”后第一年，浙江美院和中央美院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谷文达幸运地考入了浙美传统山水画大师陆俨少的门下。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上海木雕厂一个普通的木雕设计工人。

谷文达的导师陆俨少，是与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齐名的山水画大家。对谷文达而言，他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他使我认识到中国文人画的经典”。谷文达称自己之前对传统书画并不熟悉，后来通过陆俨少，才领略到中国文人画的崇高境界，而这种美学是西方人无法参透的。谷文达也笑说自己是个不肖弟子，“很多人都按着陆老师的方式走，我却同时走着两套路子，既跟陆老师学习传统文人画，又搞当代艺术。不太像他。”实际上，谷文达所就读的国画系当年在全国只招五名学生，除谷文达搞当代艺术以外，其余四个学生现在都留在国画界。

对于青葱的校园生活，谷文达记忆犹新，“大部分精力是读书，古今中外的哲学、科学也会找来读。”在西湖边读书，是浙美当时普遍的风气。谷文达的同学黄永，比谷文达低一届的张培力、王广义都有类似经历，他们现在已是市场上很火的艺术家。“到后来的吴山专、肖鲁这一代，他们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已不如我们了。”谷文达说。

同为浙美毕业、赫赫有名的美术史家范景中曾如此回忆当年的读书热潮：“那时候学校气氛很好，读书很自由。大家吃完饭，在美院旁边的西湖散步，都是在讨论艺术的问题，辩论印象派的问题、现代派的问题、现代小说的问题，等等。大家如饥似渴，思考着如何创新，如何逃离传统、反对传统。”谷文达对范景中这位史论系的校友印象深刻，评价很高。“他很有才，来自天津，很会演讲，厉害，学生都喜欢听他讲课。”

谷文达在198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担任国画系老师，无独有偶，范景中毕业也留校任教。两人在校园经常交流诗歌、美学，范景中还为当时小有名气的谷文达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发表。

精神的窗打开了，物资却依旧贫乏。“那时的浙江美院只有阴暗拥挤的公共澡堂。毕业时学校分给我的房子，厨房和洗手间一样也没有。每个月十块房费，而工资也就七八十块钱。”

在谷文达留校的第五年，1985年，时任《中国美术报》的编辑舒群、高名潞联合当时珠海画院的王广义等人发起珠海会议，试图在新兴艺术家中间凝结一股群体力量，以向传统陈旧的艺术发起猛烈冲击。高名潞写信邀请谷文达参加，谷文达在当时颇有名气，被称为“八五新潮代表人物”。

“谷文达是在八五美术新潮中唯一的能够与美术群体抗衡的个体艺术家”，高名潞在他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如是评价。那时，张培力、黄永、王广义已经从浙江美院毕业，谷文达却仍“身在体制内”。对学生，谷文达采取的是完全自由的教学方法，因此经常被认为是“坏老师、坏典型”。唯一支持他创作新国画的，是现任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他把谷文达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放在《新美术》的封底出版，这让谷文达至今铭记于心。

在美国寻找艺术的生命

1987年是谷文达人生中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在浙美任教期满，八五美术思潮也已经偃旗息鼓，谷文达迫切地感到自己需要寻找新的挑战。他认为，了解西方的当代艺术不能光靠道听途说，他想去纽约，到当代艺术的集结点去。

在当时，出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钱的问题。幸运而又巧合的是，这一年谷文达意外地卖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件作品。

犹他州立大学的医学院院长来华访问，在火车上偶遇正在中国做演讲的教授彼得·塞尔兹。彼得·塞尔兹是伯克利大学当代美术馆建馆首任馆长，在西方是研究西方美术史的权威，和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高居翰被称为伯克利大学的两个高峰。

路程漫长，院长与教授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中国的当代艺术。“我想看看中国当代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能介绍一下吗？”院长问。

“你一定要去看看中国的谷文达。”做中国巡回演讲时，在一个就读于浙江美院美术史研究生的翻译引荐下，彼得·塞尔兹认识了谷文达，并被他作品中的生命力深深吸引。在彼得·塞尔兹的建议下，院长来到浙江美院，一口气买下了谷文达的不少作品。这是谷文达的作品第一次卖出，好几幅画算下来收入大概是一万美金。这笔钱成了谷文达踏上美国土地的部分经济来源。

刚到美国，谷文达不会说英文，身上仅有的25 美元，是当时中国政府允许携带出境的最大限额。在美国第一次开银行账户，谷文达至今清晰记得。他在“文革”中长大、上学免费，从来没开过一个银行账户。在朋友建议下，他特意置办一身西装，才紧张地踏进银行大门。“当时我只想到，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万一被拒绝怎么办？”回忆至此，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1987年之后是谷文达创作的勃发期，他的作品完全转向了装置和观念艺术。即使是在更为观念开放的西方，他的作品同样引来巨大争议。1990年，彼得·塞尔兹在旧金山为他策划了第一个作品《经血》，谷文达采用了世界各地60 位女性的月经棉条，将它们陈列在白色绸缎上，并把这些女性给他的信件和画也一并放在一旁。这件展品在旧金山、悉尼和纽约引起了抗议，还有博物馆管理员提出辞职以示威胁。在大型艺术装置作品《联合国》中，他坚持用人的头发和胎盘粉来创作，该作品在比利时展出时也遭到一些反对质疑的声音。

这些质疑在谷文达看来，正是他艺术的生命——“没有哪一种文化是没有禁锢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成为有创新意义的艺术家，肯定会与现存文化产生碰撞，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我骄傲的是我作品中有很多的前卫文化，能够引起挑战、激发思考。”

自1993年始，谷文达创作的跨人种、跨文化和跨国家的艺术计划《联合国》已经历了二十个年头，走进了二十个国家和地区，有四百多万人参与捐献人发。玛丽莲·丝塔克斯达德和大卫·奥瑞利在他们合著的《世界艺术史》中写到：“谷文达的作品雄心勃勃地探讨艺术与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命题。谷氏艺术具有卓越的时代性，正像所有重要的艺术作品一样，具有现实意义的同时预卜未来。对于艺术家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通过历史去拓宽人类认知的界限、情感、思想和表达人性中最深刻的向往以及最有力量的理想。“

现在的谷文达，正享受着随心所欲又不逾矩的惬意生活。他在美国纽约市郊哈德逊河河谷一带有一个私人工作室，每年他会和他的美国太太凯瑟琳·斯考特在这里住上半年。凯瑟琳是美国著名的室内设计师，两人因为艺术结缘。“当时高名潞在纽约举办一个展览，我是开幕式的演讲者，凯瑟琳收到请柬也来到现场。我们俩就这样认识了。”第一次见面后，谷文达在世界各地旅行做展览，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到凯瑟琳寄来的巧克力、绿茶等礼物。在“糖衣炮弹”的追求下，一年后，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事后，谷文达才知道凯瑟琳曾向中国朋友讨良方：中国男人怎么就这么难追？到底应该怎么追啊？

与陈丹青所学不同

在艺术圈的人都知道谷文达有个奇怪的特点：不去美术馆。评论家彭德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我和许江代表中国油画代表团去纽约，我们都进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谷文达）在外面坐着。”

这大约是在谷文达在90年代初养成的习惯。谷文达刚去美国的时候什么都看，囫囵吞枣，过了一阵就感到没有意义了——自己吸收的都是二手资料。“我不像陈逸飞、陈丹青这一批人，他们接触的是俄国、苏联写实主义，到美国的时候知识结构停留在印象派一块。陈丹青刚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塞尚的画时，大篇地讨论塞尚，我说我看都不要看。实际上陈丹青和我是同代人，但是他学的是写实油画。而我们浙美这批人已经认识到西方当代哲学家、艺术家，包括极少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后来观念性的东西。”

对于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解读，谷文达始终抱有谨慎的怀疑态度。“有些评论是很奇怪的，有些从照片评论的，或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评论，很少人真正看过我的原作，或者他们看到的只是二流三流的作品。”

但对于有些事情，他倒比常人要想得开。谷文达曾遗失了不少作品，最严重的一次是，出国半年后，他从旧金山第一次飞往纽约时带了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他认为自己最好的六十多幅国画。因为盒子太大被航班员扣下来，后来便不知所终。最近，这些画在瑞士藏家的展藏里出现，有些也出现在拍卖行。“当然我也可以雇一个国际侦探，但我没有精力去做这件事，还是做作品重要。他们喜欢就让他们去卖吧，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我作品的价值。这么想心就平了。假如说我放弃两年创作把它追回来，搞得人家家破人亡，怨声载道，自己的新作品也没时间做了，这样就好吗？”

谷文达很想在北京做一个大型回顾展览。前几年，他曾与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讨论过展览方案，但随着张子康辞职，展览便没了下文。现在，谷文达保持了高度办展的频率，如今的他正忙着筹划明年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谈到创作，谷文达眼里闪烁着跃动的光，一大堆的点子正等着他去实现。“到现在为止，我的精神状态和读研的时候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