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同窗情和生意场 探访欧美同学会

门生校友，自成一系。联络投资、组织人脉、畅行公益，赶不完的场子，让同学们脚步匆匆。他们以同窗学友和新老校友为主体，讨论商业之道，畅谈人生价值。场面上，他们或醉酒探戈，或涕泪豪情。大学的、硕士的、博士的、海内的、海外的，多重校友身份，让他们赶集般穿梭于各种场所。相互的比拼和利用，更让这个圈子参杂着功利色彩。不过，无利不起早，既要做生意，也要讲感情，这里的人，将商道提升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同学闯天下

同学遍天下，同学闯天下。

欧美同学会，正如一个滚大的雪球，夹带着各色人等，各种思潮，各种目的，借助着中国开放的势能，向未来奔去。

欧美同学会100周年论坛午餐会上，香港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董事长陈启宗，在当天两度登台，第一次作为圆桌对话嘉宾，他自称为“另类海归“，他的第二次登台，是在午餐时间的特别主题研讨会上。主办方安排他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总裁汪潮涌以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张磊共同分享海归投资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之道。汪潮涌和张磊相继演讲之后，陈启宗的登台在会场掀起一阵波澜。他出人意料地怒斥宴会厅几百名海归，只顾各自交谈，嘈杂混乱，对前面讲演的汪潮涌、张磊，缺乏基本尊重，忘却中华礼仪，为曾经“走出去”、“国际化”、“高素质”的海归的现场表现，感到可悲、可怜，犹如当头棒喝。

陈启宗的态度和言论，掌声雷动。引起台下与微博上随即热议。记者观察，在欧美同学会这个会场上，每当台上的嘉宾走下讲坛，会场里就会一阵骚动，人们一拥而上，索要名片和联系方式。一位在场人士向本刊记者感慨道：“媒体太多，普通海归太多，海归精英不够用了。”这里的精英，也包括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闫长明，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汤敏，还有被作为创业嘉宾邀请上台的岚山社会基金肖晗。

闫长明 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社会服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加拿大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总裁。

汤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经济学家，著有《千虑一得》 。

肖晗 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创业前曾任LGT公益创投基金中国投资经理，对公益投资情有独钟。

滚大的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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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学子们最缺乏的不是专业和知识，而是交流与沟通的渠道。同学会，正充当着这样的角色，它是情感的纽带，也是服务的平台，它的外延不断扩大，人数也愈加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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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长明有很多头衔，理工科出身的他，显得几分内敛和儒雅，言语中的细腻和大气，在这位山西人身上显得特别明显。“为什么欧美同学会没有成为一个党派，需要很多人认真分析一下。民国时期的欧美同学会之所以说超脱，我认为有种先进的东西在里面支撑着。它不是说要成立什么党，要推翻什么东西，它是靠思想和文化来感染大家，感染社会。”

从清华园走出国门的闫长明，靠的是自己创业，在出国留学人员的圈子里，他人头都很熟。虽然处于不同的领域，甚至没有合作，但是同学之间还会经常出来吃顿饭，在他的眼里，同学会就是要打造成家一样，“是一种不同的党派，是留学人员的家。”

说起出国留学，闫长明算是继承了祖辈的遗传基因，他自称“古代留学生”，他的家族中100年前就有人成为留学人员去海外学习了。小时候，闫长明就梦想当一名科学家。载着这一梦想，他求学清华，寻梦中科院，留学加拿大：“我在清华读八年化工，研究生，后来在中科院又做了三年的民用化工，当时就想着到海外能够学点东西，做一个科学家。”

1994年，闫长明学成回国，一边做企业，一边以校友身份在俞敏洪的新东方讲课，向怀揣出国梦想的新生代传经授典。闫长明是一个不拒绝活动的人，正因如此，他总有会务缠身之感。其实，在留学期间，闫长明就参与了不少活动，他是渥太华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后来又组织加拿大华人科技协会，一个月一次活动，经常邀请国内的访问学者。闫长明记得，当时请了到渥太华访问的学者来讲国内的情况，其中就有后来深圳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提到朱清时的演讲，闫长明使用了“震撼“二字。

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闫长明渐渐发现，海内外最缺乏的不是专业和知识，而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校友活动，闫长明与大家一块商量怎么做事，怎么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怎么才能更有作为。在欧美同学会，闫长明还兼任社会服务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有两句话，“发挥海归优势，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建设”。在宏大叙事的模式下，学子们的身上聚焦了太多的光华。只是，聚光灯下的光辉，却掩盖不住身后的坎坷。“今天我们台上的嘉宾有很多成功的典范。我们整个留学大军，现在是两百多万人，有很多人在政府、搞科研，也有很多人在企业，企业中有很多人在国企，也有不少在民企，还有很多人在创业。但是创业能够成功的比例很少，你能够看到聚光灯下的光彩，也要看背后的辛酸，背后的失败率。”闫长明说。

心有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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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会需要传递什么？第一是思想，第二是思想，第三，还是思想。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动力，激励着学友们在各自领域不断地汲取养料，创业创新，不论什么行业，学友们都是心有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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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欧美同学会的百年庆典活动，给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觉，事实上，欧美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多，“一年就几次活动，这些活动也不是全体人员都参加，其中有很多小型的建言献策的活动：例如政策的讨论，特别是关于留学生政策方面的咨询，怎样来改善留学生政策、对国际情势的分析等等小型的座谈会，都是比较松散的。像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的时候才搞大型的纪念活动，平时的活动规模都很小，因为人太多了。”在汤敏看来，欧美同学总会的活动不多，活动真正频繁，有针对性的，是总会下面的一些分支组织，比如2005委员会，留学生基金会，这些组织直接参与了救灾、医疗、教育扶贫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汤敏和闫长明很熟悉，他们经常在公益活动中相聚。汤敏在国外待了16年，2000年回国后就一直忙于工作，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欧美同学会，并受邀加入。“当时我还在亚行工作，当时被邀请去欧美同学会做了一个讲座，讲世界经济情势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加入了欧美同学会。”在汤敏的记忆里，欧美同学会的“范围实际上扩大了，不仅是欧美的了，已经成了全体留学生的庞大组织”。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闫长明并不满足在总会的职务，他还有一个头衔，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相比总会，他这个分会做得很独特，光是有加拿大回国背景的留学人员，就有近一万人，在全国范围内，从加拿大回国的留学生就有数万。”加拿大总督来访问中国，会带着一个由能源部长挂帅的代表团。此外，加拿大与中国还有市和市、省和省的合作。这些合作就有同学会的机会，无论你是给中国人做翻译，还是给洋人做翻译，你会发现，大家是一体的，不管你是渥太华大学的，还是多伦多大学的，我们都是同学，我们都是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的。”

提到同学会，留学人员都寄托了一种天然的感情，回国以后都乐意加入欧美同学会。“从自身的收获讲，就像大家今天在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上感受到的，我们有很多志同道合的、背景相同的人都在海外一起学习，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就像欧美同学会有自己的会训一样，‘求学、厉行’这几个字。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辛酸苦辣，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痛苦，我们一起分享，这样的话就能优势互补。”闫长明在加拿大的公司缺少技术人才，需要化工的、地质的、管理的人才，闫长明利用校友关系，大家在同学会上一聚，连招聘广告都省了。

同学会的人对当地的政府、当地人的情况都知道，闫长明组织回国的人一起吃饭，一起聊聊多伦多发生什么事了、哪个党当选了、哪个地方的财政部部长换人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哪个合作什么情况了。“2012年12月7日，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那事儿，这边消息刚宣布两个小时，中央电视台就打电话给我现场采访。所以，信息上、资源上，只要大家每个人都做出贡献，这就是一个家了，大家都像兄弟姊妹一样，上面有长一辈的，下面还有年轻一辈的，现在二十多岁出国留学就回来的人有不少。”

如今，国内商界很多优秀的人同时也是欧美同学会中核心人员，闫长明要组织总会的活动，加拿大的同学来了，他还得安排聚会，“平时爬爬山，搞些专业活动，比如很快就要在北京举行的中加能源会议，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要来60个人。”在欧美同学会社会服务委员会，闫长明与副主任委员邓亚萍、邓中翰、沈冰、袁岳做上了搭档，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搜房网的莫天全、真格基金的徐小平，都是社会名流。

对于组织名人和参与会务活动，闫长明坦言：“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能不能真正做起来，需要来自不同领域名人的帮助。同学们名人多，他们的人生和职业丰富多彩，我们都要珍惜这个机缘。也许我自己称不上什么名人，但我喜欢和名人们打交道。”

用第六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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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对西方文明的憧憬，让留学生们醉心于绅士风范。文化，不是硬装入大脑，可以通过第五、第六感，用这种无可言状的方式去感悟。他们，是最能理解中西方差别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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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喧嚣的大会场景，肖晗感觉场面太大，不利讨论问题，“现在我们可能要在欧美同学会里单独做一个年轻人、新一代的海归同学单独组织。”肖晗，是欧美同学会创业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创立的岚山社会基金，是国内第一只专注投资社会民生领域的私募股权基金。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上，他作为创业嘉宾受邀上台。在肖晗的眼里，欧美同学会只是一个创导组织，有一部分智库的作用。肖晗曾在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一家智库任职，主要在金融、公益和企业这三者的融合方面参与一些政策的推动和一些实践案例的探讨。

肖晗承认，像他这样的80后，也是刚刚在同学会上崭露头角。虽然只是同学会的新成员，他感觉80后们的动机都很足，大家在这个论坛里交换知识，寻找商业机会和学术机会。论坛间歇，他拿了一沓名片，几分钟之内就被换光。“我有时候会跟其中有业务关系的人会进行更多的交流，比如投资、环保这些领域的。”在同学会里，大家的文化背景都差不多，有中国文化又有海外的文化，他们的思维方式、想做的事情是很有一致性的。“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以后开展工作、对我整个人生都会有很长远的影响。”肖晗以一位学习者和新生代创业者的口吻向记者表述。

回忆起留学那段经历，肖晗和闫长明并不一样，他的祖上没有留学基因，他去英国留学的动机很单纯。只是觉得伦敦腔很酷，想学英式英语。肖晗上大学的时代，正是英语疯狂的时代，如今英语或将淡出高考，却丝毫不能降低青年一代对英语的热情。美式英语在中国大陆较为流行，肖晗却喜欢经典的东西。伦敦就是一个经典城市，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他专注于伦敦的文化底蕴，喜欢这个城市的古树，“一代一代的王朝、一代一代的国家会积淀非常多的东西，到那边学习，通过它的文字可以感触它的文化，也可以通过第六种感觉获得不一样的感受。在这么一个氛围里，在这么一个文化里会感受到很深厚的东西，会跟你有除了五感之外的交流。”肖晗陶醉在盎格鲁撒克森文化的绅士文华氛围中。

肖晗曾供职于LGT公益创投基金，任LGT中国投资经理，这是一家由列支敦士登皇室设立的公益性风险投资，在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以及中国都有分支机构。2009年末，LGT来到中国，机构在中国投资的三个项目，其中两个都是肖晗领头做的。2011年，肖晗离开LGT，自己成立了一个公益性风险投资基金，专门定位在中国的一些民生行业，比如三农、医疗、养老等领域。在实体经济不景气、地产经济岌岌可危的时代，肖晗认为中国公益市场最有发展前景，“目前中国各个行业的产业链已基本具备，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培养初创企业的市场，同时急速发展中的中国又有很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这是机会所在”。

海外文化的接触经历，让欧美同学会的人感受到了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反应，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遇到的各种问题。肖晗认为，这个人群，是在中国人中最能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别、冲突和潜在机会的一群人。另外，这个人群也有被动的、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人。“留美派的人回国之后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推动者。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有三个层面的原因，一是他们对中国有主动的改变的想法；另外就是非常了解中国文化和国外文化如何融合、如何避免冲突，如何将国外好的东西引进中国来，中国好的东西引到国外去；三是他们本身有一种责任感。”

肖晗倾慕詹天佑，也佩服胡适，留学人员中，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整个群体，都让肖晗叹服。每个人都有让他佩服的地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灵魂，他们做出的事情，比如写书、写诗、弄出个理论。“有时候像我们这代人的理念和看法都是来自这些人，或者是通过直接读他们的东西，或者是他们传播过来的东西。”

赵浦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与商学院相比，高校校友会需要更重情感，这里有青春的回忆，有情感的朦胧。

在这里，他们能体会到昔日的纯真和懵懂，他们收获的，不仅是名利，更是一种归宿。

赵浦 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南京大学浙江校友会副会长，1997年投入时尚创意产业，成立专业服装品牌运营公司，以十月妈咪O.C.T.mami及UKI有喜孕妇装自创品牌，经营中国孕妇装市场。

南京大学校友会建立的时间很早了，之前一直没有社会民政部门的所谓批文。2012年年底，南大上海校友会改选，推举赵浦当会长。此前，赵浦曾在浙江校友会当副会长，基本上是做一些赞助。

在异地校友会中，赵浦感觉南大的北京校友会和上海校友会的风格很就不一样，北京官员很多，包括郭金龙这些高官都是南大校友会的，还有退下来的商务部部长，现在的海协会会长陈德铭都是南大的。在上海，南京大学校友会也有官员，也有一些企业家，更多的是一些金融、法律方面的人才。和商学院与欧美同学会这样的组织相比，大学的校友会不能办得过于功利，因为成员不同，不一定都是成功人士，同学们的年龄段也相对年轻，所以，大学校友会应该办出自己的特色，以情感为纽带，兼有商业运作，这样才能聚集人气。

不单是大佬的

赵浦：全国各地的校友会，往往在模式上都是偏传统的，大家平时都是搞一些聚会，搞一些活动，联络一下，走走过场，校友会的向心力不足。也有一些校友会，比如上海的人大校友会，他们有几个大佬，每个人出一百万来做校友会，他们有钱了，校友会就圆润了。

这种方式就变成各界的校友会跟学校方面去借一些资源，包括培训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教育体系的内部资源输送，这种做法有局限性。从我们的商业角度来说，不见得是很合适的。而且很多校友会没有资金渠道，让校友们到处去募捐，一旦募捐以后就很容易在几个大佬之间形成一个默契，校友会就不是校友们的校友会了，是大佬们的校友会。

很多做校友会的人会发现，校友会的领导们往往希望自己在里面能获得利益，有利益以后，校友会就可能不定时地出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的这摊生意已经够我用了，所以我希望校友会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站在公益的角度服务于校友。

赵浦：传统方式已经没有多大空间和吸引力了。我觉得校友会应该有一个定位，这么多校友里面，要先抓住一批人，35岁到55岁的这批校友，这批校友最具有中坚力量，也有很多成功的人，或者在政府岗位，或者在一些基金里面担任领导岗位。这些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整个社会都开始走向一种怀旧的心态，怀旧是中年人特别重要的主题。特别是我们2013年看到《致青春》这部电影，更印证了这批人群心中存在的一种暗示。

以前我们有一届校友会会长，他是外地的，78级的。他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不准谈恋爱，有一个外文系法语专业的女孩子，和他都是田径队的，两个人每天都约好一起去跑步。虽然是16岁,很年轻，没有谈恋爱，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但是这么多年下来肯定是互有情愫的。她现在是在法国或者法语系的国家了，我们的校友会总会联络到她，只要她还在，她就一定会回国。等她回到上海的时候，这位男校友让我们一定要通知到她，他会从深圳飞过来，包场，他要送一颗自己打磨的钻石给她。这就是大学校友的情愫，也是校友会应该关注的东西。

情感的驿站

赵浦：校友会大有大的做法，小也有小的玩法。我现在就要把大范围的校友圈子收拢成咖啡厅形式的聚会，就是针对这样的人群心理。当时南京大学老校区鼓楼校区最大的宿舍是第八宿舍，刚好第八宿舍又是全亚洲最大的流动宿舍，而且还是女生宿舍，她代表了我们当年的青春，我们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当年我太太就住八舍，这就是八舍情结。校友咖啡厅，就可以使用八舍咖啡这样的名字，把人带进一个有着美好情愫的空间和年代。

咖啡厅是非营利机构，国外校友回国后第一站基本上是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就一定会跟上海的同学联络，联络的时候就会聚在一起吃喝。现在我们把咖啡厅的平台搭建好，他们一下飞机就会来聚拢，然后通过互联网通知你们这一两届的校友，今天晚上谁谁谁回来了，我们一起来怀念我们当年的青春。我们学校当年有十大歌手，很多学校都有十大歌手，把他们召集过来，演唱我们当年的歌曲，追忆我们当年的故事，这个肯定是特别High的事情。

咖啡厅里，校友们聚在一起里看球，想当年在大学本来就有足球俱乐部，那个时候在大学看球赛的时候电视机都是很小的，同学们拿凳子一排排站着看，拿着啤酒瓶，一大堆人在那里喊，一群人在一起看，很High。用这种方式把大家聚在一起，怀念我们当年成立的乐队、十大歌手，现在他们都已经三十多岁了，大家再来练一练。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自己会创作，走文艺路线，比如主持人金波，做咨询的袁岳，还有中国好声音里面的刘悦，他们的参与，可以很好地诠释当年的青春。

赵浦：咖啡厅里还可以布置一些让人触景生情的东西，比如一个橱窗，南大用南大的橱窗，其他学校用其他的橱窗。咖啡厅里有一张课桌椅，还有舞台，可以在这里演出和校友有关的舞台剧。

南大2013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剧，叫《蒋公的面子》，在南京演了36场，完了后很轰动。这个剧本是南大大三的一个女生写的，非常有共鸣，由南大的文学硕士来演出。演出的时候舞台一明一暗。故事大概是：蒋介石除了总统以外还兼任南大的校长，他在春节的时候邀请中文系的三个教授吃饭，三个教授分别代表左、中、右，这三个教授在商量去还是不去，那种纠结，就是一个场景，时间1947年。然后另外一个年代跨过来是1970年代，“文革”把他们打成牛鬼蛇神，整个剧场一半是明一半是暗，讲1940年代的时候是那边亮，1970年代是这边亮，反映时代的变迁。这个剧在台湾和美国都有巡演，现在大概演了一百多场，舞台中间有一副国粹麻将。这个舞台剧在校友中引起轰动。这样的舞台剧，不正是能引起校友的共鸣吗？

大家的校友会

赵浦：做校友会，特别是主题校友会，应该要跳出本校的圈子，放眼整个高校，让不同院校的校友都来。其实大学里面有很多共景，像《致青春》里面有很多场景是在南大拍的，在外地的很多校友，比如北京其他学校的很多学生觉得电影里的场景很有代表性，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同学会的常客。

现在不同高校的校友会之间不太能够融合。比如我到硅谷去，南大校友会请我去演讲，南大还联合了很多类似上海交大这些学校的校友一起参与，清华人就不会参与，他们很独立。我碰到像清华校友到硅谷开演唱会，光清华人就买了几千张票把演唱会给包了，清华人就是只认同清华，不跟你们玩，清华人创始的公司里也只招清华人。

轻松、愉悦、怀旧、亲情，有了这些元素，全部校友会的人也都会加入到咖啡厅，变成大学总部以外最大的校友据点。在这里，还可以碰到其他学校的校友，大家关系就会更紧密一些。何乐而不为呢？

赵浦：当然，校友咖啡厅不能做成奢华的圈子，一定要适合校友们聚会，比如外滩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太贵了，校友们去那里消费又变成一个高端俱乐部了，门槛太高。咖啡厅和校友会的关系也应该是独立分开的，它寄予了我们的情感。当然，要偏商业一些，如果单纯以情感来做，难以长期存在。咖啡厅的运营管理不一定是本校的，可以外聘专业的人员，职业团队来做，产生的效益可以跟校友会分享。

李兆林 进商学院不是混场子

商学院不是二奶营，现在有的人交钱学习除了拿个证书，就是泡马子，确实很『三俗』，我是『反三俗』的，花钱学不到东西，得不到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资源，一点意义也没有。

李兆林 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兆林，曾闯荡IT行业，后专注于自己的老本行。有着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多重校友身份。

校友会是同学聚集的平台，通过它能够得到很多经验与资源，让自己节省时间成本，有助于扫清创业道路上的障碍。对于创业者来说，校友资源弥足珍贵，可以让自己在短期内获得非常大的收益。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校友，我没有留过学，一直在国内做传统农业产业，在不同的学校读过书，所以校友身份也多。

1988年我考上中国农业大学，大学毕业后混迹了五年的IT，1998年，我决定回归农业，出来创业，在自己的领域，一干就是15年。由于感觉自己管理经验缺乏，我在1996年和1997年花了两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个商业企业管理研究生，2008年，我又在清华大学上了PE班，这是一个私募股权学习班。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有一句励志的话，“百战归来再读书”，这句话出自曾国藩的名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2010年，我参加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班学习，从人大到清华，最后走进中欧商学院，我接触了更完整的EMBA课程。

对我来说，EMBA的学习是“一段最有意义的人生旅程”。2013年11月中旬，中欧国际商学院返校日，我被邀请作为“创业论坛”嘉宾上台演讲，与台上台下的嘉宾和校友们分享着创业感悟。在那样的场合，北京梦之窗数码公司的张远、北京中环艺达设施园艺科技有限公司的魏灵玲一起，他们给了我很多分享，其中魏灵玲和我还是同行，她是“种菜”的，我是“挤奶”的，利用这次机会，我们成为好朋友，准备互邀参观各自的企业。张远也是我的朋友，虽然行业不同，我也搞过IT行业，也有共同语言，他也可能成为我今后企业信息化的合作伙伴。事实上，商学院很多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头衔的商界精英，来到这里，他们的头衔和身份代号被统统去掉，大家都是学员，离校后都是校友。

2011年，我组织公司的高管去贵州遵义开会，提出沿着长征的路线来寻求自己的创业轨迹。我们去贵州的时候，除了在遵义开会以外，还想去参观一些企业，我最终选择了茅台。在我选上茅台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我们的校友会，所以就去校友会的通讯录上找，找到了2009级中欧商学院在茅台当总裁助理的校友。

商学院每年都有校友企业间的互访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做卧龙电气的同班同学刘红旗，我利用校友企业互访的机会去了一趟浙江，在卧龙电气的参观过程中，感觉最深的，是刘红旗同学全套引进了日本经营生产的设备。这给我触动非常大，我做农业多年，深知中国农业更多的还是比较典型的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参观结束，我立即考虑将卧龙电气在经营生产上的日本工具用在自己的生产流程上。

在中欧商学院，我参加了农商协会，这个组织是2012年成立的，我是第一届的理事。2013年他们持续地组织一些活动，不久前我在上海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个跟美国加州大学的艾尔戴维斯管理学院搞的一个农商CEO的课程，参加完以后很受启发。通过参与这个活动，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是作为农业产业的参与者，更多的是跟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本土的企业打交道，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我们的农业要跟欧洲去比，跟北美去比，因为只有在比较的过程中，才更容易去发现你的差距，然后更容易找到借鉴。所以我们一直提出来要整合全球一流资源来提高我们奶源社的竞争力，那在这个过程中，把眼界放在全球这样一个层面上来，确实需要同学会这样的平台，通过分享实现自己的价值。

2012年10月30日，长江商学院传出王石、田朴的绯闻。第二天，我就接到妻子的微信，问我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在当天，我所在的EMBA班的微信群里，很多同学都受到老婆盘问：“花五十多万学到了什么?每个月四天上课去哪儿了?”其实，外界并不清楚，上EMBA找感情是小概率事件，想学一些知识和拓展人脉是我去读EMBA的初衷。

我周三晚上搭六点多的飞机从内蒙古飞到北京，周四到周日上课，周日晚上返回内蒙古。在中欧读EMBA的两年里，每个月都有四天这么度过。有时候早上七点多，我就得赶往中关村软件园区的EMBA教室预习课程。老师上课要用到很多案例，不提前预习，听起来会很吃力，这比在公司还累，哪有时间泡妞。

作为学员，参加学习，拓展视野，扩大知识面和增加专业认知能力是大学毕业后继续教育最重要的过程，校友资源，是这个过程自然的结果，不能只抱着认识人就去混场子的想法，学习为主，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对的。现在有的人交钱学习除了拿个证书，就是泡马子，确实很“三俗”。我是“反三俗”的，如果花钱学不到东西，得不到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资源，一点意义也没有。（口述|李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