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丁当 我不是空想理想主义者

他有着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左手诗歌、右手金融,都在时代的华章里按下了厚重的指纹。

但他身上又有某种脱离俗世的超然,无论身处哪个圈层,他说自己都有种寄居感:“寄居在时间的未来。”

一个有方法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最入世的遁世者,一种充满积极行动力的虚无主义。

看似矛盾,却谐于一身。这是丁当,一个带响儿的名字。

他有着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左手诗歌、右手金融,都在时代的华章里按下了厚重的指纹。但他身上又有某种脱离俗世的超然,无论身处哪个圈层,他说自己都有种寄居感:“寄居在时间的未来。”一个有方法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最入世的遁世者,一种充满积极行动力的虚无主义。看似矛盾,却谐于一身。这是丁当,一个带响儿的名字。 

 

丁当 1962年3月生于西安,金融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 1993 年加入中国平安,现任平安人寿董事长兼 CEO 。热衷公益,是公益项目“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之一。丁当还是 1980 年代诗坛重要诗人代表,曾被誉为“ 80 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诗人”之一,著有诗集《房子》等。

 

 

小引

2013年11月11日,光棍节,一个玩笑般的节日,网民狂欢购物,电商盆满钵溢。

这些事,和大荆镇的这所乡村中学仿佛是两个世界。

大荆镇位于陕西商洛,是当地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镇子灰扑扑,房舍简陋,行人稀少,偶尔眼前闪过二三老妪,闲坐门前,和公路两旁秦岭深秋的壮美形成了某种对照。贾平凹在《商州初录》中这样描写此地风物:“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檐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同时,这儿“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住,山鸡和家鸡同群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

文字世界中的美好意象,敌不过现实的流变。大荆中学1700多学生,60%以上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身处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稍微有点办法的,会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在这所规模庞大的乡镇中学里,学生每日面对的,仍是如山的课业和偶尔的嬉戏,校长每日最揪心的,不是升学率,而是学生的安全。

但是11月11日这天,到底有些不同,除了寒潮,学校还来了几位稀客。1700多名学生和老师聚集在群山环绕的学校大操场上,天为幕,地为席,一位中年男子这样介绍自己:“我叫丁当,20年前大家在网上搜这个名字,可能搜到的都是我,那个写诗的丁当,但是现在,大家搜到的都是那个唱歌的丁当了。早知如此,当年我也唱歌去了。”

略为八卦的开场白引来孩子们一片笑声。接下来的演讲主题是“选择”。正因为人生没有如果,所以“选择”才格外重要。从《唐山大地震》中母亲的艰难选择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那块关于“改变”的著名的墓志铭,大意是:我本想改变世界,到生命的尽头却发现,若是一开始就从改变自己开始做起,或许已经改变世界了。

见惯了大场面的公司董事长,直接面对乡村中学的孩子分享人生经历,也是生平头一次。看似浅白的言辞,其实费了心思。出发前一天晚上,他和几位教授、作家朋友一起,接受了“灯塔计划”两个年轻人的培训。讨论具体而微,从如何自我介绍才能迅速与孩子们拉近距离,到怎样措辞才能避免无意的伤害,或许因为培训对象身份特殊,讨论意外地深入:面对今天乡村凋敝的现状,如何让孩子们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成功人生?如果用“我的曾经”来鼓励他们,有没有“把苦难当财富”的嫌疑?一个接一个诚恳的问题,一时间似乎没有标准答案。或许,对于一次公益活动而言,某些问题是过于宏大了。

但这本来就是一次发宏愿似的活动。在大多数基层教育部门对慈善的理解还停留在捐款捐物时,丁当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幕天计划”,提出让时代精英走进乡村,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斜阳古树,传道授业,本身就理想主义色彩浓厚。

白天的活动,丁当屏蔽了手机,为的是全神贯注。回程路上,说起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联想到自己上高一的女儿,仍是唏嘘不已。又说明年准备到贵州去做10天支教,说得很认真,仿佛自己不是一个庞大金融帝国的管理者,只是有些情怀的文艺青年,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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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与韩东当年的论断南辕北辙。遁世者?当年的那群诗人,还有谁比他更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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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却不是旅行。结束下午的行程回到商洛,已是晚上8点,丁当坚持不去安排好的酒楼,宁愿再折腾,去偏狭的小饭庄,因为那里能吃到肉夹馍。对肉夹馍的热爱,暴露了他的“土著”身份。此地正是故土。

丁当出生在西安,1962年生人。出生在这一年的“不幸”是,“停课闹革命”这样的事儿还轮不到他们参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姐姐们折腾。作为对这“不幸”的补偿,高中毕业打好铺盖卷准备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年,高考恢复了。16岁的丁当考上了陕西财大学企业管理,毕业后就职于西安一家国企,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就在这时,某种命运敲响了他的大门。他遇到了韩东。两人在韩东当年狭小的宿舍围炉夜话,用丁当的话说是“感觉找到了组织”。

这组织确立了他对诗歌的热爱。那是一个没有金融、没有房地产、一流的头脑都要去搞文学的年代,一个为了诗可以穿越几座城市去另一个诗人家门前傻等的年代。作家野夫在名为《1980年代:20世纪唯一美好的年代》的访谈里回忆,当年读大学,宿舍突然来了两个从没见过面通过信的人,敲门自我介绍:“我是重庆的李亚伟,这是成都杨黎。”喔,诗名知道。然后就可以挤一个被窝吃一个碗呆上好几天。

当年的丁当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交游、结社、雅集。在第三代诗人的标志性刊物《他们》第一期的封面上,韩东对几位主要作者有过这样亦庄亦谐的评点:“西藏马原想得诺贝尔奖”、“阿童(苏童)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此而已”、“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西安丁当是个遁世者是个冬眠者是个瞌睡虫”。

对韩东的调侃,丁当解释:“说遁世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李商隐。他们老是熬夜,我的生物钟跟他们不一样,到晚上12点就想睡觉了。”韩东则回忆,当年的丁当在写作上并不刻意,随写随丢,没有那种孜孜以求于某个目标的劲头。

不熬夜不刻意的丁当仍然创作出了大量诗歌,是这个诗歌群体的主力。他的诗朴素、干净,“你躲在房子里\你躲在城市里\你躲在冬天里\你躲在自己的黄皮肤里\你躲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你在没有时间的地方\你在不是地方的地方\你就在命里注定的地方……”这是他那首著名的《房子》,寥寥数语,描摹日常,却写尽了人的一生。他还有句诗流传更广:“每个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妻妾成群”,二十多年前,作家苏童从这句诗里得到灵感,写出了名篇《妻妾成群》,后来张艺谋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对日常生活有无限耐心,其实也是第三代诗人的共同特点,作为对上一代诗人宏大叙事的反抗,他们用口语化的写作,在充满吃喝拉撒的普通生活中发现了更为深切的“诗意”。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他们十年诗歌选》被《南方周末》评为当年度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10本社科人文类图书。时至今日仍有评论家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学群体。

颇富盛名的诗人,在30岁后搁笔,入职初生的保险行业。寿险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员工动辄数万,管理者如同带领一支部队,丁当却总能把自己的意图清晰简洁地传递给自己的队伍。从深圳分公司到北京分公司到北区事业部,所到之处,都能让平安人寿成为市场霸主。当年北区事业部的同事徐彬对他的评价是:“特点鲜明,讲话很有内涵,人很真诚,能扛事儿,所以大家愿意追随。”与韩东口中“目光如梦,神思不知道在哪儿”的诗人丁当不同,这个时期的丁当“非常有企图心、方向感,能给团队带来凝聚力”,当然,徐彬对“企图心”的理解是个褒义词,代表“想做事,而且希望做到第一”。

平安人寿这个平台,让丁当得以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在记录平安发展轨迹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那时,周星驰的贺岁片《功夫》刚上映完,丁当想起里边周大痞子想加入斧头帮的台词“杀人这种念头,我每天都有”,顺势就在给其它大区的挑战书里加句话,说“拿冠军这种念头,我们每天都有”,末了,又补了一句:什么叫“身怀利器,杀心顿起”?“这就是!!!”那个狠劲,把打草稿用的笔头都给撅折了。

他让徐彬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人的洞察力,总是能准确地抓住某个同事的特点,编排出让人捧腹的段子。“在‘事’和‘人’这二者之间,丁当的管理风格偏重于人,对过程和细节反而不太纠结。”丁当自己也承认,受德鲁克的影响非常大:“德鲁克的好多东西充满人性的智慧和光芒,他让我更喜欢管理学。比如在职场里,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对一个清洁工的尊重,更能说明你的人品。”

入世的丁当表现出的才能不逊于他在诗歌领域的表现。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行业里、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中,他同样看到了“诗意”:“诗意并不只存在于诗歌之中,它可以是电影,可以是音乐,甚至可以是一个普通工人做出的一件衣服。”

如今的丁当已经跻身中国最具价值的职业经理人之列,作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在销售员售出的每份保单下面,都有他的签名。而每一份保单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祸福生死。大跨度的人生经历让丁当不得不反复回答这个常规性问题:为什么不再写诗了?

“写作某种意义上是在想象中生活,在空中生活,所以我希望借助职业,牢牢地抓住大地。”这是他的标准化回答。一切似乎与韩东当年的论断南辕北辙。遁世者?当年的那群诗人,还有谁比他更入世?

 

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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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他进入哪个行业,或者做什么工作,最幸福的事情是最终找到了信仰。找到信仰即找到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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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某些时候,韩东似乎又说对了,丁当身上确实有种“遁世”的味道。他喜欢植物,家里、办公室,到处种满各种植物,且有看花开果熟的耐心。春天里的一棵树,新生的绿芽,都足以让他产生“感动”这种情绪。他在公司讲话,常常把佛、无常、苦、空、无我,大愿、大爱、大智、大行这些佛教用语挂在嘴边。他说自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徒,但相信轮回:“一切缺乏因果报应的道德都是苍白无力的。而最大的因果报应就是轮回。”

问他在政圈、商圈、文人圈哪个圈子哪种文化中更自在,他的回答是:“都不自在,在这几个圈子里我都觉得自己是另类,是跨了界的。”沉思了一下后又补充:“用自在这个词不精确,我可以在这几个圈子里都自在,但你也可以把这种自在看成是一种寄居。”然后又说了句很哲学的话:“不一定是寄居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寄居在时间的未来。”

他进一步解释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我也知道要活在当下,但对‘现在’总有种寄居感。总觉得好像期待于未来,未来才有理想的东西。”他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好多事情,到最好时我都有点沮丧,面对美好的东西,无论是景色还是人,总觉得都要过去了。包括对人生,也是这样,很快会变成回望了。”

说这些话时,好像灵魂中那个诗人丁当又分裂出来了,忧郁地看着另一个丁当忙乱地在生活的泳池中扑腾。

奇怪的是,评论家却说丁当的诗歌隐隐透着种乐观主义气质,最后总落笔到生命的大喜悦上去。丁当自认更像悲观主义者,只不过喜欢用幽默、调侃的方式来面对人生的沉重,因为这样“它的意义会积极一点”。 这让人联想到他对自己的另一个评价:“我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我又是非常讲究实践的一个人,我有方法。我不是空想理想主义者。”事实上,这一次的陕西之行,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一个社会性难题,也是一次方法论意义上的积极实践。

活动第二天,在和陕西师大同学们的见面会上,嘉宾许子东教授这样评价这次活动:“像丁当这样,作为一个董事长参加一个村中学的交流活动,它的意义应该不只是为这个学校,这是一个方向,代表了社会上有见识的人看到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需要传播出去。”

做慈善要不要传播?许子东刚好讲到了丁当入职平安后上的第一课。

1994年,为了建设平安的第一所希望小学,他跑遍半个安徽,辛苦建成后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却说不必宣传,否则会丧失做善事的初衷,也违背平安骨子里的意愿。

平安骨子里的意愿是什么?就是做慈善不能抱有功利心,慈善应该是发自企业内心深处的一种善良,而不是某种手段。“厚德”方能“载物”。这样的观念和丁当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社会关怀天然契合。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就是他日益接近马明哲倡导的“工作就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和当年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塑造的张牙舞爪叫嚣“贪婪是个好东西”的金融大鳄形象不同,丁当心中理想的金融业,要有“不作恶”的信念,能够为建设“好的社会”做贡献。今年1月11日,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国文化原创榜暨年度精英颁奖典礼”上,丁当获得了致敬商业奖,他在致辞中说:“感谢你们在寒冷的冬天用文化褒奖一家企业。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

年青时尝试用诗歌超越平凡的生活、领略“真善美”的丁当,仍然不忘初心,在商业的逻辑中努力发现“真、善、美”的存在。保险行业本身的特质—互助和补偿—也给他实现这样的逻辑自洽提供了便利。在他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行业像保险这样,能与“厚德”真意如此紧密的贴合。

在某个行业论坛上,他提出保险公司其实就是在做“商业慈善”。很多保险界同仁响应,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保险不是慈善文化,而是契约文化,主客之间是法律关系。丁当反驳,虽然保险是一纸契约,但这和慈善文化并不矛盾,契约是保险在法律层面的外在表现,而慈善则是保险的本质。

辨析这样的问题对他很重要,说服他人的同时,也是说服自己。这些年他越来越多地谈终极问题、价值问题,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我最近在读一本讲终极问题的书。”这样的开场白对他的同事们一点也不陌生。接下来有可能是如下这样一段针对个体心灵的“鸡汤”: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他进入哪个行业,或者做什么工作,最幸福的事情是最终找到了信仰。找到信仰即找到归属。青年时候找不到,中年时候找不到,都还好说,但一个人在晚年还没找到,这个人一生就是没有归属的。

海底捞是他近年来十分推崇的一家企业,这种推崇几乎到了义务宣讲员的地步:“你看海底捞的员工脸上那种笑容,特别真诚,是找到了自身价值后的笑容,一个企业能够给人带来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给中国最需要关注的农民工阶层,我觉得是最可贵的。”

“一个人的灵魂跟不上肉体是非常危险的,企业也一样。”相比某种技能,他确信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企业更重要。这样的价值观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企业的终极意义不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价值,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享受生活,找到个体生命的尊严。”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领导论》中对卓越领导的描述是:“着重于为员工追寻意义、替企业创造使命”。徐彬说,从丁当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抑或个人,都需要创造价值才能为人所接受。这让他从另一个维度对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让下属在职业中找到崇高感,这是丁当的凌波微步,是让他从一群“用大脑就能进行微积分运算”的金融才俊中脱颖而出的一枚“利器”。从儒家思想到松下幸之助,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到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丁当对企业道德的理解是中西融汇的,焦点落在对人的关注上:“离开对人的关注,一切都是乏味的。”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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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形式上好像鱼龙混杂,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真正纯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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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小马\红月亮\鞍囊里含有青果\我再也回不到家了\尽管我认得路\穿过平原穿过风……”汽车在陕北高原上疾行,丁当轻吟起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句,正牌文艺青年的过往,瞬间春光乍泄。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种轻灵。”对自己的诗歌品位,丁当如此解释。又似乎不只是在解释文学品位:“你看我形式上好像鱼龙混杂,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真正纯净的东西。”

啊亲爱的\让我们再看看窗外的世界吧\雨水打湿的街道,车辆和情人\……没有果实的树,是多么孤单你就会扑到我怀中,再不犹豫。”这是多多的《感情的时间》,我认为这是最伟大的爱情诗。”

关于为什么要写诗,马原曾经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当年写诗就是为了泡妞,“真的,你信我。”丁当听了笑:“我的目的比他还是要纯洁得多。我还是有着要当一个纯粹的诗人之类的想法。”

关于为什么不再写诗了,他还有一个版本的回答,也和纯不纯净有关:“写诗需要情怀,从这个角度讲,青春期的情怀是可贵的,老年的沧桑也是可贵的,中年的情怀却很无聊,因为中年的情怀有很多杂质,欲望不那么纯净。”

他特别喜欢罗大佑,觉得罗大佑的许多歌词都是很好的诗歌。大概10年前的一个冬天,罗大佑在北京开围炉音乐会,他和几个朋友踏着及膝的深雪去赴会,自喻“感觉好极了”。罗大佑在一个访谈里说最喜欢的小说是《麦田守望者》,他的反应犹如小粉丝:“我非常惊诧、惊喜,因为《麦田守望者》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

在整个青年时代,他都无比热爱书中主人公霍尔顿,喜欢弥漫书中的智慧、喜悦、幽默:“霍尔顿惯用的词是假模假式,老看大人们假模假式,他那种俯瞰校长、家长、同学、纽约的心理优势,我觉得太强大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率真、毒眼,可以看出很多大人的东西是虚伪的。”

他形容许多年前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时的感觉是:“每读一页都累得要命。”那本书对他影响很大,“我读得非常缓慢,而且不希望把它马上读完,和当时自己的节奏、内心世界非常契合。”

可是,除了不能承受之轻,生命是否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在人寿保险这么厚重的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有觉得乏味的时候?他回答:“生活就是耐心。”

他看上去的确十分耐心。语速不快,和人聊天不抢话,不抖机灵,沉着中有种审慎。虽然是接受采访,表现得倒更像个很好的倾听者。韩东评价丁当时用得最多的词是“胸襟”:“他比较‘善’,天生对事情有点虚无感,做什么事轻描淡写,尤其关涉到本身利益的时候,不大计较,放得下,心胸很开阔。跟他共事的同事上上下下都喜欢他,这个就很困难。”

对于丁当在商业领域的成就,韩东拔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这个时代,有人不是建功立业而是树立标准。比如甘地作为政治家不成功,但给政治家树立了标准。我认为丁当在商业领域是树立标准的人,他的成功不一定是最成功,但那个范儿是不一样的。”

不谋而合的是,在一篇描写他的同代人马云的文章中,丁当给如下文字标了红:

重新审视这个标榜商业精神的年代,我们过于纠缠短浅的公司利益和逐热的互联网趋势,却忘了商业本应扎根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和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

算不算某种自况呢?另一种解释是,这是60年代生人摆脱不掉的情意结:习惯于“大问题”的思考,本能的时代关怀、家国情怀、历史意识。

陕西师大的活动结束时,一个学生拦住丁当,说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准备自己创业,希望丁当给点意见。丁当略为思索,在男生递来的本子上写下:厚道、真诚,宽容。其貌不扬的三个词,敦敦实实,没有一点诗人的华丽,与霍尔顿式的毒眼也拉开了距离。倒像他自述的当下和生活的关系:“没有甜甜蜜蜜,但也没有敌意,跟生活和平共处了。”

谈论诗歌的时候,他很松弛,神色飞扬,但显然又不愿意诗人丁当成为本文的主角,总是警醒地把话题转回本行——商业伦理、慈善文化。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罗大佑说诗歌是他的‘麦田’,你的‘麦田’是什么?”有片刻的沉吟,之后,他回答:“还是诗歌吧。”

 

[对话丁当]

商业要为形成“好的社会”做贡献

记者:祝贺你获得“年度精英奖”,你在致辞中提到评委会在“用文化褒奖一家企业”,怎么理解这句话?

丁当: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为社会创造更多有帮助的、美好的产品,为形成一个“好的社会”做出贡献。文化价值对于一个企业非常重要,因此平安人寿近年来致力于保险业慈善文化的推广。1980年代做诗人时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现在依然在我的心中,我管理的企业也一定是坚持着理想,强调文化,对社会友好的作用。

记者:商业为“好的社会”形成做贡献,这听上去和传统文化中对商业的认识似乎有偏差?

丁当:作为企业负责人,我承认追求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但同时我也认为利润不应该是所有的目的。把企业比喻为人,利润就如同人所需的氧气、食物、水一样,但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根本。利润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中间过程,是手段而非结果。办企业或者说商业更高层次的追求,我认为是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但是不是看重精神,就不赚钱了呢?《基业长青》一书中有个有趣的发现,恰恰是那些不把利润作为第一追求的企业,往往创造了远超市场的利润。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平安这二十年走下来,渐渐从自己管理的企业,从一些可以进入伟大企业之列的组织,比如沃尔玛、苹果等身上,看到商业的“真、善、美”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也是可以实现统一的。换句话说,追求利润并不一定要生产假冒伪劣、败坏社会德行、牺牲自然环境。商业,包括保险金融业,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一种不断进行中的创新,应该能够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能够促使人类发展出一个“好的社会”。

记者 :中国现在有不少企业包括平安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什么样的企业有进入伟大企业行列的可能?

丁当:“大”企业与“伟大”企业之间的距离还很远。衡量一家企业是否跻身伟大之列,仅商业价值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看其对社会价值观、对公民社会建构上的贡献。平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问: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向社会传递了什么,对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公民社会塑造做了什么?我们把这样的追问,视作企业“求善”的过程。

“求善”境界的企业,一定是拥有使命感的企业。这种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希望能为公众生活带去改善与改变,让大众生活更简单、便捷,让人们脸上充满笑容、心底储存暖意,让社会安宁,让良善的价值观无处不在。这样的企业深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拥有承载更大财富与资源的潜力,才有可能与“伟大”二字沾边。

记者 :平安为进入“伟大”企业有什么行动?

丁当:是否伟大,关乎社会、公众、资本市场的评判,不是自说自话。但中国平安正努力迈向这个方向。

首先,我们积极履行好本职。我们现在为5500多万客户承保了8万多亿的保额,对社会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器”作用。2013年截止11月,我们总赔付超过75.8亿元,让超过126万名客户真切体会到保险的价值。其次,平安在教育、红十字、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方面也有所努力。尤其在教育方面,我们投入很大。

我们在平安以及行业内倡导、推行“执善心”的职业信仰与理念。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在《平安心语》中曾提到,“不论平安的现在和将来是多么庞大的企业,我们都要以客为尊,让客户在平安体验到专业、完善的保险服务、与众不同的综合金融服务”。这两年,平安在马董带领下向互联网金融快速靠近,也是期望能借助科技力量服务好客户,把这种服务精神所蕴含的“善意”更好传递给客户。

每个人去践行的这种“小善”,我个人认为比千万或过亿的捐助更显慷慨,它更让人体验到责任真意,慈善真心,应是每个普通人有能力实践并可用心体验的。集腋可以成裘,聚小善可以成大业,社会的正向价值正是由此细微之处慢慢凝成。

记者 :你多次提企业“不作恶”这一经营理念,“不作恶”和“好的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丁当:“不作恶”其实是Google提出来的。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理念,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人影响太深,如果人人“以个人为中心”,可以为个人的私利漠视别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中国出现了“毒奶粉”、“毒香肠”事件,就是这样催化出来的,加之“集体沉默”—食品厂生产时所有参与的工人都知道东西有毒,自己不吃自己制造的东西,但是也不站出来说话,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沉默的大多数”,结果让这个社会和谐度越来越差。如果企业真正能够恪守“不作恶”底线,那人类离理想中的“好的社会”也就大大地进了一步,我们也会感觉幸福很多,社会也会和谐很多。

记者 :企业“不作恶”的自我约束力从何而来呢?

丁当:一方面当然是法律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其实更能从根本上实现改变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讲德行愈厚重,一个人承载的资源才能更多,担当的责任才能宏大,企业也一样,“厚德”的企业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事业也更长久。从个人到企业,再到一个国家、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这个。中国那么大一个经济实体,排行世界第二了,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德行来承载的话,国家早晚会出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敌视,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也可能是“文革”余毒。我看过《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人和人之间一开始是非常警惕的,非常敌意的,到最后彼此友善,经过了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到今天,中国跟西方文明非常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在电梯里或别的场合见面很少彼此有善意的问好,都好像有种敌意、防备,是这么一种文化。好像萨特讲的:他人就是地狱。这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记者 :平安的企业文化里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在全球化时代,儒家的东西有文化竞争力吗?

丁当:有。我一直很推崇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把它评为东方文明对世界的非常大的贡献,把这句话列为人类生活的道德准则。如果整个社会拿这个准则来行事,会和谐得多。这是我非常喜欢,讲了无数次的一个理念,听起来简单,很难做到。

记者 :马云说商人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尊重,你同意吗?

丁当:中国那么多年来的传统都是官本位,和官员比较起来,肯定是这样。如果像美国,一个公司的CEO一下可以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那就不一样了。中国那么多年来一直是轻商的,中央集权轻商,中国经济一直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快,我觉得就是中央集权加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经济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改变官本位绝对的权威。

记者 :请评价一下“幕天讲坛”公益活动。

丁当:最好的慈善和公益活动,要和企业本身的企业经营文化结合,把慈善当成营销模式背离了慈善的本意。我常常见到一些企业,一方面在进行着慈善捐赠,另一方面又被曝光生产了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公益到底意义何在?“慈善文化”固然要求我们在公益方面有所作为,但其首要是履行好本职,要在企业经营的根本上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服务,这样企业的德行更厚,承载的物才能更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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