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主竞逐党代表
“党代表选举的竞争的确很厉害。”新雅投资集团的党委书记陈如奏说。每逢党委换届，为了争取成为党代表，个别人甚至想出很多“奇怪的办法”……
编者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地和政治发生关系。很长时间，他们热衷于参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鸦随着执政党大门向他们敞开，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竞逐党代表。本报曾经长期关注民营企业主参政现象，此次本报记者在浙江的采访表明，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对这一趋势进行价值判断，还为时过早。
很多民企老板确信，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热情和北京高层的政策密不可分。
去年晚些时候，《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
与中央层面相呼应，地方的党代会也相应增加了“双新组织”的代表名额。
在浙江温州，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承认，对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额分配，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名额一再增加。
为了协调关系，来自苍南县的新雅集团董事长郑步良被安排到了经济界的代表中，永嘉的邱晓来和瑞安的温邦彦则被安排为科技界代表参选。
７名候选人中，最终有４人当选。而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双新组织”全国代表，在浙江则只有１名。无疑，到北京和执政党领导人“共商国事”，是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强烈愿望，竞争也会更激烈。
老板坐在主席台上
两个月之后，曾宪光对他第一次在党代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上午９时，温州市十次党代会召开。曾宪光作为温州市“双新组织”的代表出席。
和以往不同，这位老板坐在大会的主席台上。
“几乎毫无准备。”曾宪光说，此前他曾分别作为省、市党代表参加过各种会议，但作为民营企业主代表，被安排就座主席台上，“这在浙江都是没有过的事情”。
这一切，早有安排。
“除了市委主要领导和其它一些代表外，我们安排了一名民营企业主作为主席团成员。”中共温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一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经过慎重考虑，２月２６日的大会预备会议上，曾宪光被正式确定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经表决通过。
“这样的安排表明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同，可以激励他们充分发挥建设温州的积极性。”王一炬说。
曾宪光的特殊待遇早有预兆。温州市委组织部的官员承认，此次曾宪光能登上主席台，就和新的政策风向有关。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新的概念：“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
不到一个月后，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文件首次特别规定，省区市要有适当数量的“双新组织”党员代表。而党员民营企业主，正是“双新组织”代表所指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高层多次通过各种公开场合释放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善意。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中再次强调，党代会代表不仅要有先进性，也要具广泛的代表性。
“要按照中央精神，坚持代表的结构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构成比例，尽可能做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为科学合理，使广大党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这些信息很快被嗅觉灵敏的温州官员和商人捕捉到。
一个例子是，２００６年３月，温州市委组织部就在浙江省设置了首个“双新组织”党建处，主要负责处理民企党建问题。
新当选的浙江省党代表、忠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忠义观察到了上述变化。他认为，在民营经济成为主导的温州，“如果我们共产党不去占领（非公领域），其他组织就会去占领”。
激烈竞争的背后
民企党员们很快进入竞争党代表的“比赛”中。
位于义乌的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说法。翁现在是民建成员，义乌市政协常委。
翁回忆说，在企业成熟后，他曾多次申请入党，“向组织部提过好几次”，但在严格的限制下，一直未能获批。
２００５年８月，翁荣金选择加入了“民建”，“有人说先入民建就可以入共产党，不然，我肯定不考虑（加入）”。
温州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官员承认，民营企业主们入党的限制会多一些。“虽然２００４年中央发展党员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吸收非公企业主入党。但程序上，仍然比一般的党员严格许多”。
普通的党员入党，只须基层党组织同意即可，而民企老板想“戴”上党员的“红帽子”，则仍须县级以上组织部门把关。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民营经济发达的台州市路桥区举行浙江省党代表首次直选试点。
路桥区城东、城西个体户协会分会党支部的民营企业主蒋建华、魏忠玲，新桥镇民营柳林收割机有限公司党支部女书记葛雪贞等３名民营企业党员报名参选。
经过激烈的选战，葛雪贞最终成功当选。
“党代表选举的竞争的确很厉害。”新雅投资集团的党委书记陈如奏说。每逢党委换届，为了争取成为党代表，个别人甚至想出很多“奇怪的办法”……陈如奏一一列举。
５８岁的陈如奏，３年前是苍南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２００４年２月，在新雅集团董事长郑步良的反复要求下，经温州市委批准，他提前退休，转到新雅集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主抓党建、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他作为新雅集团的党委书记，成为苍南县民营企业中罕有的三个温州市党代表之一。
“这并不意外。”陈如奏说，企业规模发展越大，谋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企业在社会中地位有多高，在党政机关中的位置需要就有多重”。由于党代表位置少，竞争也就最为激烈。
在陈如奏看来，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企业主热衷党代表选举还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党代表的“牌子”有用。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企业主个人的信誉，它都足以成为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其次，当选党代表，企业主可以认识更多高层官员，“拥有公开的平台，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
新雅集团董事长、中共浙江省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郑步良承认，沟通的机会对于企业发展的确很重要。
他举例说，新雅集团此前曾在苍南龙港镇投资３．５亿元，打算在３１０多亩土地上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但他在党代会上，“与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对，解释了征地的问题”，事情就很快解决了。
“必须和党保持一致”
“我们必须跟党保持一致，这不是套话，共产党是执政党，否则怎么行？”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如是分析入党热、党代表热的成因。这已成为所有受访民营企业主的共识。
即使自己是义乌市政协常委，弟弟翁荣第是金华、义乌两级人大代表，翁荣金还是全力以赴，让弟媳陈筱斐成为义乌两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之一，进入执政党的核心。
翁荣金承认，弟媳的党代表身份，为他更准确地把握党的大政方针、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机会，“党要怎么走，你才能怎么走”。
郑步良举例说，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他了解到党中央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心后，很快从战略上对此前主营印刷生产业务的新雅集团进行调整，因为印刷业污染严重。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过多谈论“政治的安全感”，但不少温州民营企业主受访时，仍会经常提起悲怆往事。
１９８２年，开放不久的中国，启动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当时在乐清闻名一时的温州民企“八大王”，有的亡命天涯，有的进了监狱。
二十多年来，对“八大王”们的遭遇某天降临自己身上的担忧，如阴霾笼罩，一直盘旋不去。
企业家们竞争政经资源
与温州众多企业主交往密切的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认为，据他观察，目前来看，无论是建立党支部还是参选党代表，对民营企业主来说，更多的还是政治荣誉。
一个例子是，即使在党委书记的聘任上，不少温州的企业主都热衷于聘任退职的党政官员。
马津龙举例说，比如乐清低压电器两大巨头正泰和德力西的竞争，正泰集团先是请到了玉环县的县委宣传部长颜阙忠做党委书记，不久，温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郑达东加盟德力西，取代原泰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小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正县级干部。正泰就不肯干了。”马津龙说，２００４年８月，温州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林可夫成为正泰的副总裁，“常务副部长比副部长地位更高一些”。
“尤其在企业的竞争中，你上去了，往往就不愿意退。一旦退下来，别人会怀疑你的企业出什么问题了。”
马津龙认为，民营企业主参选党代表，还出于经济考虑。“企业主都是利益至上。”
中央党校教研部王长江教授在一份对温州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研究报告中承认，企业主对党组织和党代表的靠近，更多地出于利益。“有的企业主，是为了摆摆样子，提高企业知名度，有的让企业党组织去做那些得罪人、自己不愿做的事。”
但长期观察“政治格局中的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董明则对民企参政显得更乐观，“我认为利大于弊。”
董明说，考察浙江民营企业主从政的历史，她发现存在三种时期的从政心态。
一是恢复性、补偿性从政。以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以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认。
二是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壮大企业。
三是民主型、公益性从政。董明相信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机制的完善，今后企业主们对政治的热衷程度将会有所降低，而公益性的政治心态则将呈上升态势。
而目前，浙江民营企业主的参政心态，正从第二种转向第三种。“能想象出，政治上的竞争，会比较厉害，在竞选的过程中肯定存在或明或暗的操作。但格局比较确定以后，会趋于平稳。”
过去，企业主们也许对经济的追求更多。但就目前来说，权重相对已较次要。同样，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目标实现后，中国的民营企业主们正处于“从政治人过渡到社会人的阶段”，董明说。
温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一炬证实，当上党代表以后的企业主，在社会贡献上会更积极，“我们本来就考察对象的先进性，主要就看其对社会的贡献。而贡献，除了企业发展，更多则体现在捐款上。”
以郑步良为例，去年桑美台风之后，新雅集团董事会投入赈灾的款项达７８万多元，在苍南县工商联公布的“爱心赈灾榜”中名列第一。
而２００６年３月，翁荣金所在的浪莎集团则投资１００万元，创办“三农学院”，为来自义乌偏远山区和城郊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技术培训，帮助脱贫。
而姜忠义则采取了另一种形式。１９８８年下海的姜，１９９６年作为民营企业主在瓯海区锦山街道破例入党。“当时四百多个入党积极分子，我是三个表态捐献遗产给社会的人之一。”迄今为止，已捐款九百多万。
董明分析，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的边界和政治的边界，肯定要重叠。“商人不可能是纯粹的商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的“绅商”的出现和发展已证实这一点。
徐冠巨的“政治高度”曾被外界认为是执政党对民营企业家态度的“晴雨表”
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正在经营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十七大前夕，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激烈地竞逐各级党代表，成为一种政治现象。很多民企老板确信，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热情和北京高层的政策密不可分。
去年晚些时候，《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
与中央层面相呼应，地方的党代会也相应增加了“双新组织”的代表名额。
在浙江温州，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承认，对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额分配，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名额一再增加。
为了协调关系，来自苍南县的新雅集团董事长郑步良被安排到了经济界的代表中，永嘉的邱晓来和瑞安的温邦彦则被安排为科技界代表参选。
７名候选人中，最终有４人当选。而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双新组织”全国代表，在浙江则只有１名。无疑，到北京和执政党领导人“共商国事”，是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强烈愿望，竞争也会更激烈。
老板坐在主席台上
两个月之后，曾宪光对他第一次在党代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上午９时，温州市十次党代会召开。曾宪光作为温州市“双新组织”的代表出席。
和以往不同，这位老板坐在大会的主席台上。
“几乎毫无准备。”曾宪光说，此前他曾分别作为省、市党代表参加过各种会议，但作为民营企业主代表，被安排就座主席台上，“这在浙江都是没有过的事情”。
这一切，早有安排。
“除了市委主要领导和其它一些代表外，我们安排了一名民营企业主作为主席团成员。”中共温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一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经过慎重考虑，２月２６日的大会预备会议上，曾宪光被正式确定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经表决通过。
“这样的安排表明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同，可以激励他们充分发挥建设温州的积极性。”王一炬说。
曾宪光的特殊待遇早有预兆。温州市委组织部的官员承认，此次曾宪光能登上主席台，就和新的政策风向有关。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了新的概念：“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
不到一个月后，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文件首次特别规定，省区市要有适当数量的“双新组织”党员代表。而党员民营企业主，正是“双新组织”代表所指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高层多次通过各种公开场合释放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善意。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曾庆红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中再次强调，党代会代表不仅要有先进性，也要具广泛的代表性。
“要按照中央精神，坚持代表的结构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构成比例，尽可能做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为科学合理，使广大党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这些信息很快被嗅觉灵敏的温州官员和商人捕捉到。
一个例子是，２００６年３月，温州市委组织部就在浙江省设置了首个“双新组织”党建处，主要负责处理民企党建问题。
新当选的浙江省党代表、忠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忠义观察到了上述变化。他认为，在民营经济成为主导的温州，“如果我们共产党不去占领（非公领域），其他组织就会去占领”。
激烈竞争的背后
民企党员们很快进入竞争党代表的“比赛”中。
位于义乌的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说法。翁现在是民建成员，义乌市政协常委。
翁回忆说，在企业成熟后，他曾多次申请入党，“向组织部提过好几次”，但在严格的限制下，一直未能获批。
２００５年８月，翁荣金选择加入了“民建”，“有人说先入民建就可以入共产党，不然，我肯定不考虑（加入）”。
温州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官员承认，民营企业主们入党的限制会多一些。“虽然２００４年中央发展党员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吸收非公企业主入党。但程序上，仍然比一般的党员严格许多”。
普通的党员入党，只须基层党组织同意即可，而民企老板想“戴”上党员的“红帽子”，则仍须县级以上组织部门把关。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民营经济发达的台州市路桥区举行浙江省党代表首次直选试点。
路桥区城东、城西个体户协会分会党支部的民营企业主蒋建华、魏忠玲，新桥镇民营柳林收割机有限公司党支部女书记葛雪贞等３名民营企业党员报名参选。
经过激烈的选战，葛雪贞最终成功当选。
“党代表选举的竞争的确很厉害。”新雅投资集团的党委书记陈如奏说。每逢党委换届，为了争取成为党代表，个别人甚至想出很多“奇怪的办法”……陈如奏一一列举。
５８岁的陈如奏，３年前是苍南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２００４年２月，在新雅集团董事长郑步良的反复要求下，经温州市委批准，他提前退休，转到新雅集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主抓党建、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他作为新雅集团的党委书记，成为苍南县民营企业中罕有的三个温州市党代表之一。
“这并不意外。”陈如奏说，企业规模发展越大，谋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企业在社会中地位有多高，在党政机关中的位置需要就有多重”。由于党代表位置少，竞争也就最为激烈。
在陈如奏看来，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企业主热衷党代表选举还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党代表的“牌子”有用。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企业主个人的信誉，它都足以成为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其次，当选党代表，企业主可以认识更多高层官员，“拥有公开的平台，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
新雅集团董事长、中共浙江省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郑步良承认，沟通的机会对于企业发展的确很重要。
他举例说，新雅集团此前曾在苍南龙港镇投资３．５亿元，打算在３１０多亩土地上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但他在党代会上，“与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对，解释了征地的问题”，事情就很快解决了。
“必须和党保持一致”
“我们必须跟党保持一致，这不是套话，共产党是执政党，否则怎么行？”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如是分析入党热、党代表热的成因。这已成为所有受访民营企业主的共识。
即使自己是义乌市政协常委，弟弟翁荣第是金华、义乌两级人大代表，翁荣金还是全力以赴，让弟媳陈筱斐成为义乌两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之一，进入执政党的核心。
翁荣金承认，弟媳的党代表身份，为他更准确地把握党的大政方针、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机会，“党要怎么走，你才能怎么走”。
郑步良举例说，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他了解到党中央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心后，很快从战略上对此前主营印刷生产业务的新雅集团进行调整，因为印刷业污染严重。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过多谈论“政治的安全感”，但不少温州民营企业主受访时，仍会经常提起悲怆往事。
１９８２年，开放不久的中国，启动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当时在乐清闻名一时的温州民企“八大王”，有的亡命天涯，有的进了监狱。
二十多年来，对“八大王”们的遭遇某天降临自己身上的担忧，如阴霾笼罩，一直盘旋不去。
企业家们竞争政经资源
与温州众多企业主交往密切的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认为，据他观察，目前来看，无论是建立党支部还是参选党代表，对民营企业主来说，更多的还是政治荣誉。
一个例子是，即使在党委书记的聘任上，不少温州的企业主都热衷于聘任退职的党政官员。
马津龙举例说，比如乐清低压电器两大巨头正泰和德力西的竞争，正泰集团先是请到了玉环县的县委宣传部长颜阙忠做党委书记，不久，温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郑达东加盟德力西，取代原泰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小平。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正县级干部。正泰就不肯干了。”马津龙说，２００４年８月，温州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林可夫成为正泰的副总裁，“常务副部长比副部长地位更高一些”。
“尤其在企业的竞争中，你上去了，往往就不愿意退。一旦退下来，别人会怀疑你的企业出什么问题了。”
马津龙认为，民营企业主参选党代表，还出于经济考虑。“企业主都是利益至上。”
中央党校教研部王长江教授在一份对温州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研究报告中承认，企业主对党组织和党代表的靠近，更多地出于利益。“有的企业主，是为了摆摆样子，提高企业知名度，有的让企业党组织去做那些得罪人、自己不愿做的事。”
但长期观察“政治格局中的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董明则对民企参政显得更乐观，“我认为利大于弊。”
董明说，考察浙江民营企业主从政的历史，她发现存在三种时期的从政心态。
一是恢复性、补偿性从政。以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以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认。
二是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壮大企业。
三是民主型、公益性从政。董明相信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机制的完善，今后企业主们对政治的热衷程度将会有所降低，而公益性的政治心态则将呈上升态势。
而目前，浙江民营企业主的参政心态，正从第二种转向第三种。“能想象出，政治上的竞争，会比较厉害，在竞选的过程中肯定存在或明或暗的操作。但格局比较确定以后，会趋于平稳。”
过去，企业主们也许对经济的追求更多。但就目前来说，权重相对已较次要。同样，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目标实现后，中国的民营企业主们正处于“从政治人过渡到社会人的阶段”，董明说。
温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一炬证实，当上党代表以后的企业主，在社会贡献上会更积极，“我们本来就考察对象的先进性，主要就看其对社会的贡献。而贡献，除了企业发展，更多则体现在捐款上。”
以郑步良为例，去年桑美台风之后，新雅集团董事会投入赈灾的款项达７８万多元，在苍南县工商联公布的“爱心赈灾榜”中名列第一。
而２００６年３月，翁荣金所在的浪莎集团则投资１００万元，创办“三农学院”，为来自义乌偏远山区和城郊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技术培训，帮助脱贫。
而姜忠义则采取了另一种形式。１９８８年下海的姜，１９９６年作为民营企业主在瓯海区锦山街道破例入党。“当时四百多个入党积极分子，我是三个表态捐献遗产给社会的人之一。”迄今为止，已捐款九百多万。
董明分析，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的边界和政治的边界，肯定要重叠。“商人不可能是纯粹的商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的“绅商”的出现和发展已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