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蛋、枪击、避孕套”1989“第一次”中国当代艺术运动

1989年2月14日，中国美术馆收到“炸弹”匿名信后，将艺术家清出美术馆　高名潞供图

■备忘

对《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不遵守展出协议，出现开枪射击造成停展事件的罚款通知
　　今年2月5日上午，《中国现代艺术展》在本馆开幕。由于违反展出协议和美术馆明确规定，相继出现在广场上满地铺有展标的黑布，在男、女公用厕所挂上用红彩绸装饰的镜框内写着 “今天下午停水”的奖状，于馆内出现了三个身缠白布的人，一楼东厅有卖鱼、虾的，洗脚的，扔避孕套的，扔硬币的；二楼展厅有人坐地孵蛋。我馆当时向在场的主办单位负责人提出要求解决这些违反展出协议的问题，主办方却未能完全制止，不得已由美术馆将厕所内“奖状”拿掉。约11时，在一楼东厅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参展作者开枪射击问题。致使公安部门采取封闭现场，停止售票的紧急措施。
　　上述事件的发生，《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办展协议，影响了其他展览正常展出，并给我馆声誉造成极大损害。为此，我馆决定罚款2000元，并在今后二年内我馆不为《中国现代艺术展》七个主办单位安排任何展出活动。
　　送《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
　　《美术》杂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中国美术报》、《读书》杂志、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中国市容报》
　　抄报：文化部艺术局、中国美协
　　中国美术馆 1989年2月13日

2007：回望“85”有必要

    “我认为中国艺术家除了没有钱，没有大工作室，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是最好的。”在尤伦斯艺术中心文献展厅，这句话被单独印在偌大一面墙上。它的对面是1979年到1989年中国当代艺术大事记。
    这原本是艺术家顾德新在1989年8月说的话。如今,它私下被戏仿为“中国艺术家除了有钱、有大工作室，什么都没有。”
    但批评家、尤伦斯艺术中心艺术馆长费大为认为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有效力。他去掉“顾德新”的署名和时间，试图以此切入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20年以前提出的一部分问题今天或许已经过时，但是这些作品所包含的气场之大、心境之纯，仍然可以震撼我们。回到20年以前是不可能的，但回望她却是有必要的，今天的我们将如何被20年以后的人们所回望？”
    2007年11月5日至2008年2月17日，费大为策划的展览，“’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艺术中心举行。
    新开张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建筑并不扎眼，但让人印象深刻。除了不得不为之的白色的墙，尤伦斯用的更多是黑色调。黑色的大门，黑色的隔网。工厂里的老锅炉也被涂上光亮的黑漆，摇身变为艺术中心里相当有特色的一件艺术品。甚至连身量挺拔的保安都是身着黑色西装，背着手，护在大门旁。
    艺术馆长费大为也是一身黑色呢子中山装亮相，更配以红色围巾，似足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派头。这亦是费大为当年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上的装束。他戏称这是模仿了1960、1970年代的法国共产党员。
    在近25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展出的只是30位艺术家的137件作品。这让展厅显得有点空旷。“我不想去做一个很拥挤的展览。面对这么重要的作品，最好是能让观众在作品前面有个冥想的空间。”在费大为看来，这些作品也完全可以反映八五新潮。
    在批评家高名潞看来，回顾八五新潮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重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那次展览展出了全国186位艺术家的297件作品，甚至西藏也有艺术家参展。“它本身就是个回顾展。”

1989：孵蛋、枪击、避孕套
    中国现代艺术展为更多人所知，是因为展览上几个突发的行为艺术。大展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就在封面以“孵蛋、枪击、避孕套”为大标题报道了中国现代艺术展。
    中国现代艺术展于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开幕。为了吸引观众，被放在一楼右边厅的，是观念和装置艺术。肖鲁的装置作品《对话》被排在进门第一个。同时在一楼中厅展出的，是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根据蒙古史创作的中国画展览。这个展览本身其实质量不错，但完全被现代艺术展抢了风头。
    二楼和三楼的展厅就都给了现代艺术展。二楼是理性绘画和生命之流，三楼是新中国画和新学院。
    最先走入展厅的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而艺术家吴山专也同时在美术馆里卖起了对虾。他以这种方式来颠覆美术馆的官方形象，认为它同样也是“大生意”的场所。对虾9.5元一斤，比市场上便宜很多，据说他的第一位顾客就是刘开渠，一下子买了30元钱的。
    更多行为艺术不请自来。李山开始在画有许多里根头像的盆里洗脚；王德仁则从一楼到三楼在几乎所有的作品前撒下避孕套；两位艺术家身裹白布缓缓走入展厅，结果被便衣警察赶走；张念上到二楼展厅，坐在地上，头戴小帽，身披白纸，上面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身边散放着18个鸡蛋。
    “从1985年到1989年，大家每次聚集起来，我每次神经都是紧张的，因为时时刻刻都可能有事情发生。现代艺术展整个十几天的过程，弄得我筋疲力尽。”高名潞说。他是1989年现代艺术展的负责人，“其实艺术家做了倒没关系，问题是警察总来找你，或者美术馆的人来找。”
    肖鲁打枪的时候，高名潞正在二楼。有人告诉他展厅里有人在“孵蛋”。但他上去时，张念刚好走了。
    开幕那天美术馆里来了很多便衣。直到肖鲁打枪之后，高名潞才知道，连公安局长也在美术馆里，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就站在打枪那儿不远。肖鲁开枪后，大批警察闻声而动，包围了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被迫停展4天。
    1989年2月第11期的《中国美术报》上，栗宪庭将肖鲁的开枪誉为“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临界点’即前卫艺术家所寻找的强加给社会的新观念和新样式的范围极限。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精神，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现象。”
    “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的历史感、政治感、使命感。但我就是一些个人情感困扰我，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世界。”肖鲁笑了一下。2007年11月7日下午，她坐在北京家里的餐桌旁，手里反复捻着一颗葵瓜子，“对男性来说，觉得太小了。”
    打枪之前，肖鲁曾经满屋子找人，想跟展览筹委会汇报。但她谁都不认识。直到看到侯翰如——因为万曼的介绍，她曾见过他——肖鲁就在广场上跟他汇报说自己想打枪，结果侯翰如没反应。
    “我事后问过侯翰如，他说肖鲁啊，当时一开展又是避孕套又是什么，乱成一锅粥，小丫头跟我说什么，我没注意。枪响以后我才有反应，好像听到你跟我说到打枪这两个字。”
    “他也许就是没把你当回事，也许这样这件事才会发生。也许他把我当回事，汇报过高名潞，肯定最后枪就打不成了。偶然性是很多的。这是策划不出来的。”肖鲁自我解嘲道。
    现代艺术展开幕的头天晚上，肖鲁紧张得没睡着。她当时还不知道那个叫行为艺术，就只觉得这么干一下很对，熬到第二天，脑子其实已经真空了。
    “打完枪以后发生的事情，跟我打枪之前的状态脱节了，我这才意识到闯祸了。”开完枪后，肖鲁的第一反应就是逃，“他们说我是英雄，其实我挺熊的。”
    肖鲁这两枪引起的后果并不太妙。
    吴山专的对虾还没卖完。在被警察开了20元钱的罚单后，他挂出了“正在盘点”的牌子。但他并没有马上把对虾运出去。美术馆一封，他就特别着急，因为虾是从舟山冰冻运过来的，老放着会坏，那他可真要赔钱了。
    捱到下午，吴山专就跟警察磨，想把虾拿出去。警察后来就同意了，但要求他写个检讨。
    “现在那检讨要是还能找到的话，可比那些对虾值钱多了。”王明贤大笑。他当年是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备委员，
    王明贤也一直记得王广义的“毛泽东”。那是他经手卖给宋伟的。宋伟是长城快餐车的老板，做快餐赚了一笔钱，想收藏作品。现代艺术展到第四天重新开放，下午，就在美术馆走廊里，很多香港记者过来，拿着他们报道艺术展的传真件，正好背景都是王广义的《毛泽东1号》。王明贤就拿给宋伟，宋伟一看，就知道《毛泽东1号》是当时最重要的作品，当场就拿了1万块钱出来，都是10块钱一张的，一大摞。王明贤就把王广义叫过来，把钱交给王广义，王广义接钱的时候手直抖。
    宋伟后来去美国，据说惟一就带了一张画出去，就是王广义的“毛泽东”。后来好像是经济上有困难，就想卖画。但当时收藏家并不收藏，包括希客，谈到非常低的价钱也没卖成。直到前几年才卖出去，卖得很低。但就是在半年后，作品一下子从几万美金涨到几百万美金。
    到2月14日，重新开放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又碰到难题，有艺术家投了匿名信，称“必须立即关闭中国现代艺术展，否则将在美术馆内三处放置引爆炸弹”。这一行为艺术使得美术馆再次关闭2天。
    中国现代艺术展2月19日闭幕。在之前，中国美术馆就给“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发了罚款通知，称展览当中的行为艺术“给我馆声誉造成极大损害”，“决定罚款2000元”。
    1990年12月的某一天，新任《美术》主编把高名潞约到德胜门箭楼上长谈了3小时，从“五四”运动一直谈到中国现代艺术展。他问高名潞，什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高名潞答是科学与民主。他说，错了，应该是反帝反封建。谈完后，这位新主编宣布了中国美协早已作好的决定：停止高名潞的编辑工作，在家学习马列主义一年。他还很诚恳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事前买好的马列主义原理的书，郑重地交给高名潞，嘱咐他认真学习。
    1991年，高名潞去了美国。

2005年秋,装修前的尤伦斯空间举行的一场展览里砌了堵砖墙,骡马因此进入空间内部搬运砖块，同时随地大小便。（上图）骡马车所在的位置应该与现在徐冰的《析世鉴》(下图）相隔不远　杨瑞春/图

《〈X?〉系列2》布面油画 1988年 张培力作　尤伦斯空间供图

1986-1988：已经被警察抓过一次
    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筹备实际从1986年珠海会议后就开始了。
    1986年4月，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油画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北方的舒群、浙江的张培力、上海的李山作为各艺术群体代表参加。收到邀请信是在3月份，舒群还在《北方文学》做美术编辑。“当时很高兴，真觉得成功了，被权威接纳、认可。”舒群现在西南交通大学任教，这次专程从重庆赶到北京。
    油画会上，高名潞作了“八五美术运动”的报告，展示了全国各地艺术家作品的幻灯片。广州的艺术家李正天建议干脆把那些幻灯做一个巡回展，到各地美术家协会放映，组织讨论。
    王广义那时调到珠海画院，珠海画院刚成立，也想做点大事。舒群回到家就给王广义写信，问他能不能把这个幻灯展的首展放到珠海。王广义也很激动，回信给他说，“老舒你放心吧，放心我对付世俗的能力。”“我们是文化领域的妄想狂，一般人不太能够理解。这是现在自我解构。当时我们是说自己是超人，老百姓是羊群。”舒群大笑。
    在王广义的“忽悠”下，珠海画院果然同意举办“八五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即“珠海会议”。王广义和舒群找到高名潞，让他出任评委会主任，“我们等于是建立了前八五的话语霸权。”
    在那次会议上，与会人员都提议要搞一个大型的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展。本来幻灯展要能继续巡回的话，办现代艺术的原作展就相当顺理成章。结果，《中国美术报》和珠海画院都打了退堂鼓。高名潞只好重新找主办单位。
    高名潞找到北京团市委，想成立现代艺术研究会，自己做主办单位。结果碰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没成功。
    高名潞又联系到青年画会，他们愿意出来做主办单位。之后又谈下了北京农展馆，计划展览在1987年7月1日开幕，展览名字叫“全国85新潮青年艺术家学术交流展”。
    不久，有文件不允许搞任何全国大规模的青年集会和文艺运动。高名潞那时还在《美术》杂志工作，主编是邵大箴。邵大箴同时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邵大箴拿着中央的文件往高名潞桌子上一放，让他做两件事：一、马上停止现代艺术研究会的组织活动；二、不能办现代艺术展。
    现代艺术展再次流产。
    到1988年上半年，气氛有点松动。高名潞又开始四处活动。“我有时也问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我性格就是一定要把事办成，不办成就感觉没交代。”对于高名潞，办艺术展这件事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个责任。
    他找过北京展览馆、北京工人民族文化宫，结果都不行。北京能办展览的公众场所，只剩下中国美术馆。
    “从1985年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中国美术馆的重要性。但我不敢去找，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不同意。”
    高名潞一直认为，“中国的八五美术运动只有进入了中国美术馆，才能真正从地下状态转为公开。这是八五美术运动应该采取的积极姿态。我不想把它弄成一个地下运动，或者都像星星画会似的大家都出国。我们要面对。”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高名潞动用各方关系游说中国美术馆。
    1988年10月初，中国美术馆终于同意举办现代艺术展。10月8日，在东四八条《美术》杂志的编辑部，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筹委会成立。高名潞是负责人，栗宪庭负责展厅设计，范迪安负责宣传及文件，周彦负责学术，费大为负责对外联络宣传，孔长安负责艺术作品的销售，唐庆年负责经费安排，王明贤负责其他日常事务类。侯翰如后来也加入。
    为了让艺术展有个学术准备，高名潞在当年的11月22日到24日，策划了“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会议在黄山市屯溪的江心洲宾馆举行，史称“黄山会议”。
    “但那时发现，新作品不是太多。经济大潮已经影响到艺术，有些艺术家下海了，比如有的搞设计去了。各地艺术群体也大部分解散了，艺术家仍然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高名潞记得在江心洲宾馆的那几天，艺术家们一直有种很浮躁的紧张感。但那种紧张感的释放不是在艺术家内部，而是竟然和当地人打起来了。
    宾馆里当时还有黄山本地人在举行婚礼。艺术家们开完会后，就过去凑热闹，给新郎新娘敬酒。有人就逼着新娘喝酒，闹得新郎不高兴，口角起来。结果山东一位艺术家就啪地扔了个酒瓶，刚好砸在新郎脑袋上，砸得头破血流。
    这一下子就闹大了。“来的警察，再加上本地人，把宾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公安局局长找到高名潞，点名要毛旭辉。但实际砸瓶子的不是他。高名潞本打算带着毛旭辉去公安局说清楚，结果还没出宾馆大门，当地人就扔东西，上来动手要打。谈判就改在宾馆里了。
    这边谈判在僵着，那边艺术家宋永红在宾馆里呆着难受，想跳窗户出去溜达。结果一出去就被当地人一顿打，浑身是血，最后脸上缝了十几针。这也算是给双方的僵局解了围。

2007：拉开距离看85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政治上走向开放，而商业化压力尚未到来的空白时期。这一时期为孕育理想主义热情、激发各种乌托邦幻想设置了最理想的温床。”费大为在展览前言中说。
    他把85新潮运动比喻为“一次出轨的瞬间”，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就是这次出轨瞬间的“最高潮”。而1989年5月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览，则第一次把85新潮的艺术家推到了国际展览的重要舞台。
    费大为的展览招致不少批评。有人空洞地指责费大为对作品和艺术家的选择是基于“西方话语霸权”；也有人直接挑明，85新潮并不能算作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星星画会就不算了？无名画会就不算了？
    费大为的解释是，在85新潮之前的绘画团体，更多像是在各自地盘上的单打独斗，并没有如85新潮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运动”浪潮。
    批评家高名潞也基本同意这样的判断。他把从“文革”结束到1984年这个阶段称为“后文革”。在他看来，这段时期艺术作品的特点是既反“文革”，又跟“文革”有撇不开的关系。而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更是倒退，“就像一个导火索，激起年轻人的反叛心理，所以1985年才出现蓬勃的群体。”
    “85新潮是一次非常有力度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它也是一场有价值的艺术运动。”批评家皮道坚当年是《美术思潮》的副主编，为当代艺术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持。他认为，85新潮给今天留下来的财富，是对表达自由的执着的追求，对生命价值的不懈探索。“费大为这个展览，我认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这是不是’85的原貌，大家可以去评论。”高名潞说。
    坐在尤伦斯报告厅的主席台上，高名潞忍不住感慨，“1989年那次展览是很多作品在墙上非常拥挤，很闹。来看的中国人很多，外国人很少。跟今天这个展览完全不一样，这个展览开幕的时候大部分是外国朋友。”
    批评家王明贤亦是当年现代艺术展的筹备委员。在他看来，1989年的那个展览，有“美术运动”的感觉，而现在这个展览，则完全是从博物馆的角度、很冷静地来分析。“现在也没办法来重现当年的气氛。”王明贤补充。
    历史确实没法复制，就像在尤伦斯展览开幕当天，当年面对着自己作品开枪的肖鲁，现在是背对着自己的作品和朋友留影了。肖鲁现在住在北京东营艺术区里一栋由厂房改建的大房子里。房子基本是冷色调，角落里有一个“X”形的铁架，上面放着很多色彩明丽的青苹果，那是她最近的一件作品，也是她房间里惟一的亮色。肖鲁喜欢坐在二楼的书桌旁，透过书桌旁的大窗户，看着外面的一片秋天的树林。窗户上蒙了一层铁丝网，肖鲁正找人把它拆掉。“不然跟关在里头似的。”肖鲁笑笑。

当年面对着作品开枪的肖鲁（上图），现在是背对着自己的作品跟朋友舒群合影了（下图）　肖鲁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