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讨船77年对日民间索赔胜诉第一案始末

日本侵华前夕，船王陈顺通两艘轮船被日本公司租借不还。此后77年，家族四代接力追讨，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胜诉第一案。

陈顺通通过早年关系，给反法西斯同盟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员麦克阿瑟写信，询问两轮下落。

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支持中威船案，称必要时可作“人民外交”处理，希望在邦交正常化前看出“在日本谁真心对我们好”。

众多知名律师的加入中威船案，豪华程度可以与审判“四人帮”时媲美。而一些媒体用“汉奸”形容陈顺通当年租船给日本的行为。

离世两年多后，“民国船王”陈顺通的长孙陈春终于不必为面对祖辈而心怀愧疚了。

2014年4月19日，在陈春骨灰下葬的前一天，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轮船“BAOSTEEL EMOTION”号，迫使三井履行法院在7年前就做出的判决，赔偿中威船运公司和陈震、陈春两人1.7亿人民币。

1936年，“三井”的前身“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租走了中国“船王”陈顺通家族的两艘轮船，自此拒绝归还。77年间，为追回家业，船王家族历经四代，辗转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开始一场漫长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

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时间跨度最长，标的最高的民间索赔案，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到执行程序的第一案，更是近代中国大历史的浓缩——它贯穿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中日恢复邦交等历史节点，蒋介石、周恩来、虞洽卿、杜月笙、麦克阿瑟等身影也出现其中。

这场马拉松般的中日跨国“讨船”以阶段性的曙光迈出艰难的一步。77年里，它在成为浩瀚历史的注脚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传奇家族的辉煌和衰落。

“船王”

“扣船事件”后的第二天，三井财团的社长就被紧急召到了日本首相官邸，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斥责三井事前不报，要求三井立刻着手解决事件。2014年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解除对被扣轮船的羁押，宣布三井财团已“全部履行义务”。

但陈家的代理律师叶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法院并没有明确告诉告诉陈家，有多少钱已经存进了法院的账户。

起诉书中，陈家要求被告赔偿对“新太平轮”与“顺丰轮”损失约19亿人民币。在判决书中，法院判定商船三井赔偿陈家兄弟约1.7亿人民币。船王家族第四代陈中威说，通过计算，他们希望在商船三井现有的赔偿额中，加上约1.4亿人民币利息。

“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你们可以安息了。”在扣船次日陈春的骨灰下葬仪式上，陈中威说，“家族的未竟之事将在我手上结束。”

距离上海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就是“船王故里”——宁波冠英村，陈顺通家族三代的墓地仍在一处山丘上遥望着这个宁静的村庄。

一百多年前，这里只有一条航线通往上海，民国第一代实业家虞洽卿、“世界船王”包玉刚等，当年都是沿此走出闭塞水乡，成为日后中国商界著名的“宁波帮”。

陈顺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做小工。1926年北伐战争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解救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并获得了张的赏识。上世纪20年代起，陈顺通被任命为国民航运公司经理，用“陈义”的假名，为北伐军运送军火。

此后，他陆续担浙江省内河招商局局长、建设厅厅长等职，命运从此腾飞。1930年，他以30万国币注册成立中威轮船公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大兴实业。1928年到1937年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这也是中威船运公司的黄金时代，1937年中威轮船公司的资产已经达到100万国币，旗下有“新太平”、“顺丰”、“源长”、“太平”四轮，是中国最大的独资船运公司，陈顺通一跃成为“民国船王”。

家族的显赫投射到了每个成员身上。陈顺通母亲去世，蒋介石曾赠匾一幅，上书四个大字：“母仪天下”。陈顺通长孙陈震的小名“阿德仔”，是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主席、“阿德哥”虞洽卿所取，当时陈顺通是公会执行委员，陆伯鸿、沈仲毅、杜月笙都是会员。

繁华之下却隐藏危机。蒋家送匾的1936年，陈顺通先后将“新太平轮”与“顺丰轮”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租期一年。次年，日本侵华。据陈顺通长子陈洽群的日记记载，这一年的8月16日起，中威再未收到来自大同海运的租金。

抗战前，陈顺通和日本的生意并没有断过，这次他无疑是被日本人“摆了一道”。大同海运告诉陈顺通，两轮早已在1938年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中威在上海的机器厂也被日本占据。

此时，为了抵御日军的海上进攻，民国政府开启了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征收民船，封锁重要江海口。被政府征召的轮船有99艘，陈顺通仅剩的“太平轮”和“源长轮”赫然在列。

1937年8月12日，“源长轮”和其他十多艘轮船一起在江阴要塞沉没。一年多后，“太平轮”遵国民政府命令“自沉”于镇海关。至此，“船王”失去了所有船只，“中威”正式破产。

人民外交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要求船业大亨们联合起来，成立“复兴轮船公司”，重振民国航运业。主持这次合并的，就是陈顺通的老部下董浩云——日后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之父。

此时，陈顺通追随多年的恩师张静江已经移居美国，船王一家也已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他拒绝了董浩云邀请，退出航业同业公会。

为了复兴中威，陈顺通又从国外预定了几艘轮船。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国共将生大变，于是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了香港。那时的香港，已成为民族资本的聚集地。包玉刚、董浩云等大亨先后南下。

预定的轮船还没到货，1947年，陈顺通就被检查出胃癌晚期。这让陈顺通越发急迫“讨回”租给日本两艘轮船。

中日战争前，大同海运曾将丢船责任推给日本海军。陈顺通于是通过早年关系，给反法西斯同盟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员麦克阿瑟写信，询问两轮下落。

麦克阿瑟的回信打碎了船王最后的希望：1938年两轮就已相继灭失于战火。麦克阿瑟建议：中威在实物偿还外“另寻补救通道”。

1949年，一代船王陈顺通去世，将“讨船”的任务交托给了长子陈洽群。1958年，因为与蒋家的密切关系，陈洽群被堂兄弟告发。为躲避政治运动，他独自移居香港，并在同年赴日“讨船”。

在日本，陈洽群穿梭于企业与政府间。当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经过多次收购，最后被纳入了三井集团。和陈顺通的国民航运公司所做的事情一样，二战期间，三井财团负责为日军运送军火，与政府关系亲密。

“我们不好处理，都怪这场战争啊！”这样恭敬的推脱，是陈顺通从日本政府处和企业处得到最多的回复。

一次在日本帝国饭店门口，陈洽群碰到过父亲老部下、彼时已成“世界船王”的董浩云。董浩云说：“世侄，说你打官司不会赢的。要打赢只能依靠我。”但陈最终拒绝了。

上世纪70年代，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冲击，陈家财产进一步缩水。陈洽群的幼子陈平至今仍然保留家族在夫源钱庄保险柜的钥匙，但“文革”后，夫源钱庄已经和许多“旧”事物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化为灰烬。

距离上海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日本，陈洽群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也遭遇瓶颈。被告律师对陈洽群的身份产生质疑：你究竟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香港人？

战后，日本与英国、中华民国都曾签订战争赔偿双边协定，香港人的战争遗留问题应该由英国政府交涉，民国政府则放弃所有赔偿。

陈洽群回答是：我是居住在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那时，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也并未签订任何协议，只要陈洽群能够证明自己大陆人的身份，中威的诉求就合情合理。

为了证明身份，陈洽群通过原中威法律顾问、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将诉求辗转放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亲自指示有关部门支持中威诉讼，并称在必要时可将中威案作为“人民外交”处理。

“人民外交”是当时大陆外交史上的独创，周恩来认为民间赔偿诉讼不能停，因为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在日本谁真心对我们好”。

1974年，东京地方裁判所用“时效消灭”，判中威败诉，陈洽群向东京中等裁判所上诉。

此时中日关系正逐渐缓和。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陈洽群作为香港代表，受到日本华侨总会邀请，任欢迎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陈洽群也收到中国驻日使馆的消息，告诉他“不宜争讼”、“可循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

一年后，陈洽群作为“统战对象”，带着疲倦的身心回到大陆，在深圳“受邀”观看了一场文艺演出后，辗转回到家乡上海。此时，据陈洽群1961年离家已过去18年，回到上海时，他几乎身无分文。

“汉奸”

回大陆后，陈洽群还曾四次赴日本，六次赴北京，打听中威案解决进程。然而，从1985年中风，到1992年在香港过世，陈洽群都没有等到日本的赔偿。

陈洽群去世后，陈春来到中国法律中心香港分公司，聘请任继圣、高宗泽、王明毅、宋杨之和江山为代理人。任继圣、高宗泽都曾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明毅曾在司法部任职，宋杨之和江山在当时也都已是知名律师。正是他们，构成了后来56人律师团的基础。

不久后，大连海事大学前校长司玉琢也由任继圣介绍，接触到了陈春和陈震兄弟。

据媒体报道，当时中威律师团的豪华程度，只有文化大革命后对“四人帮”的审判能与之媲美。

司玉琢说，当时律师团成员“什么领域的人都有”：“公法的，民法的，司法的，海商法的。很多权威学者都被正义感驱使，参加中威律师团。”陈春每年都邀请顾问团成员聚在一起，讨论案情。

后来陈家主要的出庭律师叶鸣就是在此时介入到案件中的。此前，他已在上海做了五年法官，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就是国际法。

参加中威律师团，也成为律师谋取名声的好时机。和叶鸣一样希望能够参与律师团的，还有他在复旦的同学、专注海商法的陈发银。

因为不懂英语，陈发银没有能够加入律师团，但他仍然不愿放弃这起“民间对日诉讼标的最大的案件”所隐藏的商机。1988年，陈发银“倒戈”来到三井商船株式会社上海总部，毛遂自荐，成为三井在中国的代理律师。

在国内诉讼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987年。那一年，大陆颁布《民法通则》，规定此前所有未被处理的事情，都能够在两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律师团缜密的研究，在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陈春向上海海事法院递交诉状。

陈春的弟弟陈平说，陈发银其实帮了陈家一个大忙。“陈发银向日本保证，中国法院绝不会判中威胜诉，三井在他的唆使下才出庭应诉。”若不是陈发银，三井迟迟不应诉，案子的程序将根本无法启动。

1991年，中威案第一次开庭，司玉琢和高宗泽作为律师出庭。站在主辩席上，司玉琢感受到浓浓的火药味，这让身为学者的他有些站不住：“都有点审不下去的感觉”。

另一项不利因素是，整个90年代，上海舆论界对于中威船案的报道以负面居多，一些媒体还用“汉奸”形容陈顺通租船给日本的行为。

司玉琢说，在庭上，代理律师陈发银不断发问，一直在“打程序”，说原告的诉讼主体中威轮船公司，早在1949年陈顺通去世后就已不复存在，陈洽群、陈春先后在香港注册的中威轮船公司，与“老中威”毫无关系。

第一次庭审，律师团觉得效果并不好。随着时间的流逝，司玉琢因为教学任务繁重，慢慢淡出了律师团。

权威学者的淡出成为一种趋势，后来中威案的出庭律师叶鸣和潘公波，都是专职律师。

叶鸣说，由专职律师接手，是一件好事。他形容1996年之前的三次开庭，都是被“牵着鼻子走”。

时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宋经中恰好见证了1995年5月的那次庭审。宋经中的感受是，学者太温柔，会宣扬民族大义和法治精神，不会打官司。

如果100分是满分，叶鸣给中威案的难度打了个98分。接手后，他和潘公波开始迅速理清思路。诉讼策略转变为以陈春、陈震为主体，追诉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违反租船合同，要求三井针对损害做出赔偿。

1996年的第四次开庭，叶鸣作为主辩律师出庭。那次的庭开了9天，庭审最后，被告当庭承认对中威的损失负有道义责任，愿意做出补贴。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海镇曾在三井财团做法律顾问，他知道三井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法律班底：“他们知道案子在法律层面问题不大才会同意补贴，不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叶鸣说，从那时开始，案子的赢面变大。在法院受理6年之后，巨额赔偿的前景开始真正明朗起来。

遗嘱战争

1996年，代理律师叶鸣就已了解到，法院打算在同年9月宣判。就在这时，陈春收到了叔叔陈乾康的起诉书，说陈洽群伪造陈顺通遗嘱，要求重新分配陈顺通财产。

“船王”陈顺通育有三子，除幼子17岁早逝外，还有长子陈洽群和次子陈乾康。

陈乾康1933年出生，当陈顺通立下遗嘱，把与“新太平轮”和“顺风轮”相关的权益全部交给长子陈洽群时，陈乾康只有16岁。

几十年间，陈家风云变幻，陈洽群辗转香港、日本等地诉讼，陈乾康都只能留在上海远远观望。

陈中威说，祖父陈洽群去世后，陈乾康找到陈春，多次希望参与中威案：“祖父去世后，他开始以长辈的身份向父亲施压。”

“如果陈乾康胜诉，这个案子就打不下去了。”叶鸣说，“船王”陈顺通的中威轮船公司，是当时最大的个人独资公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体户”。“新太平轮”和“顺风轮”属于陈顺通的个人财产。

陈震、陈春两兄弟能够作为原告出现，因为他们从陈洽群那里继承了对“新太平”和“顺风”的追诉权。若遗嘱无效，陈顺通所拥有的追诉权应该被陈洽群和陈乾康平分，案子的主体再次发生变化，律师团所做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

1996年9月，上海市中院作出判决，认为陈顺通遗嘱无效。

知情人士透露，陈乾康很有可能并不知道陈洽群一支在日本、香港辗转索赔的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和香港的沟通一直不顺畅：“一看到有胜诉希望，老头急了，才出此下策。”

陈乾康的儿子陈经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乾康历经坎坷，现在只希望得到平静的生活，因为“这个家庭的过去和现在相比，差距太大了”。

战后赴港的陈震、陈春如今西装革履，与司法政界名人多有交集，而留在大陆的陈乾康生活窘迫。“文革”后，他曾在上海市卷烟厂工作，退休前的最后一个登记单位是上海市第二暖壶厂。

收到一审判决后，陈洽群一支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上海高院推翻一审判决，认定遗嘱有效。

陈洽群和陈乾康两家，已经达成了暂时的一致，因为只有一致对外，才能打赢这场官司。但陈乾康的儿子陈经纬坚持这件事“不会就这样结束”。

陈乾康的起诉，成为讨船大案中的“案中案”。2007年底，上海海事法院才对中威案做出一审判决，船王家庭胜诉。

双方上诉后，201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同年底，最高院裁定驳回被告再审要求，至此，“船王”家族终于在大陆法院取得了“讨船”的司法胜利。

身体好的时候，陈乾康每隔一年就会到宁波，为妻子和父亲扫墓。“遗嘱风波”过后，陈洽群一支和陈乾康一家，已没有任何联系，陈平甚至已经不知道叔叔在上海的住址，曾经的一家人，如今只望着同一块冰冷的墓碑：“怎么说呢，大家都各有利益，很可惜”。

更难的难题

2014年4月20日，陈春的下葬仪式结束后，陈中威和家人按照原定计划，在4月22日飞回香港。此时，商船三井的轮船仍被扣押。临行前，陈震悄悄将他拉到一旁，告诉他：“可能你很快要再回来一次”。

4月24日凌晨，陈中威在香港家中翻看手机，发现媒体已放出消息：三井商船已答应赔钱，法院准备放船。南方周末记者给三井日本总部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仍没有收到回复。

船王家庭的对日索赔在中国绝不是先例。90年代初，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曾发起“万言书”，发起民间对日索赔。上世纪80年代至今，包括赴日劳工、日军慰安妇和日细菌部队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不久前，国内法院也第一次受理了一起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

日本担心，中威案会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对日索赔案的导火索。

童增则认为，中威案向中国官方传递了这样一个正能量：我们在法庭上打赢了日资企业，也把他们的资产扣押了，这没影响中日关系，也没影响国内稳定。

“中日没有断交，也没有人上街游行，这就解决了过去谈到对日索赔有关部门最担心的两个问题。”童增说。

4月25日一早，陈中威又坐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此时他并不知道，父亲陈春的其他9名兄弟姐妹，也已陆续从世界各地赶到了上海。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浦江旁的一幢大厦里，有7套住宅属于陈家。70年过去，“船王”家庭的后人有商人、工程师和教师，他们的儿女大多拥有体面的工作，对于所谓“船王”的称谓，他们矢口否认，言谈中，却止不住地讨论祖辈那两艘素未谋面的蒸汽轮船。

他们中，有常年在日本留学并已经入日籍的陈风，有长居香港的陈震，也有喜欢吃时令炒蟹粉的老上海人陈平。时代跌宕，这个家庭中的人们早已不是陈顺通抑或陈洽群想象的样子。

2010年底终审判决胜诉后，法院迟迟未开始执行。前上海市人大代表宋经中曾经以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建议，要求上海海事法院“尽快处理中威船案”；陈中威也从香港向最高法院发过双挂号信，信的抬头是“尊敬的周强院长”。

2012年，亲自签署法院的申请强制执行令后，陈春去世，讨船的主要责任落到了长子陈中威头上。陈春曾答应，要从赔偿金中拿出一部分，支持民间对日索赔：“民间对日索赔实在太艰难了”。

而对陈中威来说，拿到赔偿款是一个诉讼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难题的开始，它甚至比77年的诉讼长跑更难。

他亟须平衡家中不同的利益关系。现在，船王家族后人们有两种看法：一些人想用这笔钱成立基金会，另一些人觉得应该将钱投入公司，把中威发扬光大。

采访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问陈中威：“你觉得接下来，最难的是什么？”

“你觉得治理一个国家最难的是什么呢？”这位船王家族的第四代反问。没等回答，陈中威自言自语般的说：“是平，平均、太平、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