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书架】学术的极境是经学

与文史哲三科尴尬相伴

在1999年出版的《庄子哲学辨析》后记中，记着我和龙耀林的一次交往：未名湖岸有座高塔，塔下一条坡路。一次和耀林散步至此，听他从容对我说，要做世界上第一流的哲学家。当时虽未有言，而心窃许之，一息之念，耿耿不忘，有似言情传奇中所说：“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

如果说我的书架有秘密，这可能是秘密之一。

即将毕业时，遇到学校管理机关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国家为每一个本科生付出的培养费是500元，而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从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几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有负面的影响就很不错了。但大学的环境和气氛给了我们很多。少年时看趣味百科，知道物理学史上有人试图发明永动机，而真正的永动机是没有的，但是北大确实成了我们的永动机。

我们手不释卷，数十年如一日，希望找到一种最好的知识（当然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而不是只在兴趣和专业上打转，换句话说，是因为治学而产生兴趣，而不是因为兴趣而治学。

如果说兴趣，大部分的文科生在高中时都是文学爱好者，那是最初阶段的兴趣。我喜好文学，但没有读文学系。选修历史，却偏好哲学。与人谈论哲学，却又不是科班出身。整整二十年中，始终与文史哲三科尴尬相伴。

自身的治学途径，是由老庄道家延展到先秦诸子，由诸子学而上达经学。那是2002年，大读钱宾四书，忽然意识到诸子学不是最好的，学术的极境是经学。不久僻居湘南零陵，作着研究经学的规划，转瞬十年，其实也才作了一些准备性的工作，我称之为“在经学外围”。

经学曾经几乎是古代学术的全部，但是古人很少给经学或经书做定义。以往几十年，我们几乎从不谈经学，现在经学成为“显学”，却又似乎是误而又误。然而不论怎么看，经书是最容易寻找的古籍，父亲在私塾里读过、为家人珍视的《上论》、《下论》，在旧书店里贱如废纸。那么，回到“秘密书架”这个主题，问题就是：在最普通常见的一类书籍中，蕴藏着学术的秘密吗？

民国学者的误解

治学可由三代始，缘流而下；也可由民国始，溯源而上。但民国学者的见解往往一半是对，一半是错。

太炎先生说，古书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这可能是训诂学里最糟的一例，完全流入古文家的极端了。

钱穆先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所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此语亦极要命。表明看来，它是循名责实，客观严谨，其实暗含着对“国学”的否定，同时也即是对“国学”的误解。依照事物原起的规律，往往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甚至已有其实，未有其名。上自国名，下至人名，莫不如是。因此“国学”、“经学”名称的后起，并不等于事实的晚出。

钱玄同说，《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是“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仪礼》是战国伪书，《周礼》是刘歆所伪造，《乐》本无经，《易》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春秋》是“断烂朝报”、“流水账簿”。于是称《诗》、《书》、《礼》、《易》、《春》、《秋》各不相干，不能成为一类。其说得到很多名流的响应，“经学”（至少是“经书”）的瓦解，一大原由在此。但钱氏的逻辑错误其实并不复杂，即如今日无人怀疑马列著作可以单独划分为A类。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命题，用意是将汉代或孔子时代“六经”的固定概念，溯源到三代六经无名而有实的背景上，以期突破后人的思维局限，更新对于经学的思考，从而重新获取思想资源。胡适最先将章学诚“六经皆史”一语解释为“六经皆史料”，认为六经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则提出中国根本没有经学和史学，只有史料，中国只是史料发达。这是一个更大的误解。

孝经：一部继承之经

《孝经》其实不是经，而是传。但如果将传、记也统称为群经，《孝经》就是“十三经”中篇幅最为简短的文本。这部书在汉代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与《春秋》一起被认为更多地寓含了孔子的宗旨，有“大本”、“总会”之称，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可谓经中之经。正因如此，《孝经》中便隐含了一个问题：孔子生三岁而父亡，未冠而母亡，原本无可尽孝，他为什么要作《孝经》？曾参可以尽孝于曾皙，孔子虽欲孝，谁为孝？

古文“孝”、“教”、“学”均从“爻”，三字之形、声、义皆相近。《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经·系辞下传》：“爻也者，效此者也。”“孝”、“教”、“学”是典型的“右文”，三字都指向同一个含义——继承。

《中庸》说：“父作之，子述之。”又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礼·考工记》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二书正可与《孝经》互释。故能承接先祖基绪者，则称之为“大孝”、“达孝”、“至孝”；凡不能承接先祖基绪，只会“刷刷筷子洗洗碗”者，则不得称之为“孝”。所以《孝经》当可称之为一部上行下效之经，一部继承之经，一部教育之经。

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之后，殿以《孝经》，透过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论“三才”，继论“孝治”、“圣治”，凡此均与孔子自身无关，其实寄寓“大孝”、“至孝”、“达孝”一重境界。孔子以承接全部三代文明为期许，以全面承接华夏神州固有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即孔子之“孝”，亦即孔子之所以为圣人。

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使用“孝”、“教”、“学”的本义了。与“继承”相比，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更高的是“创新”。然而，假使没有继承，创新从何而来？

并且，新与不新，是相对而言。在传统中绝的时态下，对于古学的守旧，亦即是重要的创新。当周文疲敝之时，孰能保三代学术而守之？当秦火之后，孰能保《六经》章句而守之？当民国“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时，孰能保数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当此之时，似乎守旧，实则创新。

“王官学”解

经学旧称“王官学”。民国间，有“诸子不出于王官”的论辩，但细读《汉志》，其实不只“诸子略”中九流十家出于王官，“兵书略”称兵家出于古司马之职，“术数略”称数术出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方技略”称方技亦为王官之一守，“诗赋略”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知“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均出于王官，天下学术莫不渊源于经学。

王官意为天子之官。何为天子之官？司空职掌平水土，后稷职掌播时百谷，司徒职掌敬敷五教，共工职掌百工，虞职掌山泽，秩宗职掌三礼，典乐职掌教胄子，帝舜命官凡22人，这是典型的王官。古学未有空论者，技艺最佳的“劳动能手”可以为王官，而技艺之中即有道在，故曰“技进于道”。

王官的核心是“物官”、“世畴”。“物有其官，官修其方”，“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只此即现代“工薪制”之“职业化”所不能及。

学在天子，非谓天子可以“垄断学术”，谓能施行政教乃可以为天子。

学在王官，非谓王官可以“垄断学术”，谓王官能尽职守，以利于天子之治。

经学为天子王官之学，所以经学即国家学术。经学即国家学术，非谓经学为国家之所有，谓国家学术当如此，谓学术当具有国家应有之水准。只此即乱世“百家争鸣”所不及。

经学的实质，为人文，为文化，为文明。

儒家、道家观念都认为（或者暗示），动物可以依照其本性平衡自己，唯独人类没有这种能力，其本能将恶性膨胀，故而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差别，有“人化于物”与“物化于人”的区分。“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因为能创造，故称为“人文”。因为能教化，故称为“文化”。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灿烂，因其悠久，故称之为“文明”。

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观念由生物学而来，故而将人类与动物连接为一线，认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与动物的生存本能无别，故西洋社会文明发展之道亦即动物之道。

群经自为一类

西岩子作经学通论：一论群经自为一类，不得以文史哲分类；一论经皆政学合一、官师合一，故无所谓学，亦且无所谓名；一论经学为三代之物，后世可仿佛而不可企及；一论经皆究天人之际，故于道最为高……

又尝论经学之要指，得八条。一曰经之数，二曰经之古，三曰经之史，四曰经之称，五曰经之名，六曰经之义，七曰经之实，八曰经之用，作《经学名义》。

至于群经奥衍，何日得以入门、入堂、入室，或八年，或十年，或若干年，一息尚存，愿努力焉。

编辑嘱为“秘密书架”作文，迟疑间，适睹张善文先生《文必宗经说》一文，首论群经本身即具有文学价值。昔日曾读《大戴礼》，至“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一节，擘画天地人文之分，涵泳宇宙生生之妙，而言语清简，文学价值莫过于此，此即可为善文先生之说补注一例。近百年来学科发展，均以“民主自由”为基础，文学学科之所以自立，即以推翻“文以载道”为前提。实则不只文学载道，史学、哲学亦当载道，万物莫不皆载道。善文先生此文为近年绝少之宏论，治文学者当列为第一要义。回忆2002年冬至，面请善文先生书写《大戴礼》，其后十年暌违，一旦翰札在案，仍有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