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表的审美释放
乾隆皇帝说过天朝什么都不缺,就只有洋钟和洋枪还是西洋人造得最好。早在1270年,在意大利和德国出现早期的机械钟,而中国则于1601年明代万历皇帝才得到二架外国的自鸣钟,清代时虽有很多进口和自制的钟表,但都为王宫贵府所用,一般平民百姓还是看天晓时。虽说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可称为世界近代意义上的钟表鼻祖,但它还只是为中国帝王“观天之象,测天之意,顺天之理”以定国策需要的天文仪器。
乾隆皇帝说过天朝什么都不缺,就只有洋钟和洋枪还是西洋人造得最好。早在1270年,在意大利和德国出现早期的机械钟,而中国则于1601年明代万历皇帝才得到二架外国的自鸣钟,清代时虽有很多进口和自制的钟表,但都为王宫贵府所用,一般平民百姓还是看天晓时。虽说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可称为世界近代意义上的钟表鼻祖,但它还只是为中国帝王“观天之象,测天之意,顺天之理”以定国策需要的天文仪器。
尽管水运仪象台是北宋时由苏颂建立的一个综合型的计时天文仪器,但其毕竟比欧洲钟表发明要早了数百年,还有现代钟表机芯中最为重要的擒纵结构也是来自这个北宋人的发明,目前在日本长野县和中国厦门都有这一神器的一比一的复刻版可以领略当年的风采。所以人们说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就是钟表,中国的钟表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中国人发明创造的精神相关联的。
此次出征2014 BaselWorld,飞亚达入驻一号馆二层,热闹非凡,开幕前一日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作为本次展览级别最高的中国方面领导人,为飞亚达展厅剪彩;开幕当日品牌代言人古天乐、高圆圆引发了超级人气,并发布了参与设计的摄影师系列及心弦系列慈善特别款腕表。27岁的飞亚达,作为首个进入BaselWorld这个全球钟表行业风向标的展会盛事的中国品牌,已连续四年参展。其成熟的市场化运作表现,在动辄百年品牌历史云集的一号馆内毫不逊色,最初的“飞出亚洲达到世界”的梦想早已化为现实。正如飞亚达品牌总经理杜熙所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在,维持本土品牌非常困难,闭门造车的生存方式绝对没有未来。所以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走出国门,这是飞亚达始终倡导的经营思路。
其余中国钟表品牌如海鸥、EZON、廊桥、孔氏珐琅表等则入驻二号馆一层,来自中国的品牌和制表人们敢于在瑞士钟表王国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对于钟表文化的热情与投入。
虽然,“四大金刚”老牌国表(海鸥、北京、上海、孔雀)并非辉煌如初,但依然拥有机械机芯自主制造能力,除了少部分自用外,大量供给国内外其他手表品牌。比起后起之秀所谓“四大天王”(飞亚达、罗西尼、依波、天王)在市场上的风生水起,老“四大金刚”更需要创新的市场化运作意识。这些极具代表性的老牌手表生产企业,追溯其历史,本身即专注机芯生产,拥有极强的研发能力,所以依托此类积淀,势必将选择制作颇具技术含量的手表作为突破口,展现品牌能力。而由独立中国企业家经营的手表品牌,由于缺失老牌钟表厂的机芯制造能力,往往会从设计感趋向国际化的角度打出自己的旗号。而余下的小型手表品牌,因为既不具备机芯研发能力,又往往缺乏设计创意,所以为求生存,只能从事OEM生产,即代工。
北京手表厂总经理苗洪波亦坦言国表相比瑞士同行的竞争力较弱,然而我们却能看到一批又一批制表人的努力与进步。2013年,北京表的青年设计师自主研发了拥有453个零件的双陀飞轮腕表“无极”,售价高达人民币45万。而“星月传奇”与“马踏飞燕”两款腕表也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思想与制表人创造力。
虽然关于中国表褒贬不一,我们对于自己的审美也不够自信,除去必然存在的民族情感因素外,文化认同感才是一剂“强心针”。
来自北京的“孔氏珐琅表”(Koncise)今年第一次参加BaselWorld,虽然与组委会进行了一年的协商并为之花费了25万人民币的展位费用,但结果无疑令人满意。除了悬挂在展位门廊上的大红灯笼外,孔氏还将自己制作掐丝珐琅的师傅带到现场,以示中国珐琅在设计、工艺方面与西方的区别。“或许戴个百达翡丽或积家可以彰显自己的成功与财力。但西方人的产品毕竟无法取代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价值,例如孔氏珐琅腕表的卷轴状表壳、山水画表盘等,这些能够唤起我国消费者的文化认同。”
未来,“中国创作”的腕表,将对国人审美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人自己的审美诉求,最终回归中国人之手,或许能够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