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下的外企职场人：光环渐褪，何去何从

（陈志彤/图）

“艰难的决定”

2024年9月中旬，一场声势浩大的裁员步入完成时。正式消息公布于此前一场匆匆结束的全员会。线上会议原本预定30分钟，最终仅持续了3分钟。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出席会议的IBM全球企业系统开发部副总裁Jack Hergenrother称，IBM正退出在中国的所有开发任务，并将基础设施研发转移到更接近客户的其他地区。基于此，IBM中国系统实验室（CSL）与开发实验室（CDL）的所有研发活动终止，一千多名在华员工面临“一刀切”。

根据公开信息，IBM当前拥有投资规模的战略要地包括美国的奥斯汀与圣何塞、加拿大的多伦多、波兰的克拉科夫、爱尔兰的都柏林，以及印度的班加罗尔和科钦。中国曾是IBM在美国本土以外业务架构最完善的市场，但如今已不在其列。

Hergenrother将这轮裁撤的原因归纳为中国本地市场竞争激烈，以及基础设施业务在华持续下滑。IBM财报显示，2023年IBM中国区收入下降了19.6%。2024年上半年，中国区销售额再次下滑，同比下跌5%。

2024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在头30年里，通过向金融业和电信业出售服务器，IBM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蓬勃。“我的一位前老板就是30年前从体制内跳槽到IBM，（当时）月薪直接从1000元涨到了6000元。”IBM前员工林夕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道。

然而，时过境迁，IBM在中国的业务增长逐渐步履蹒跚。2018年，时任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之归因为“本土企业也在成长，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33岁的简刻虽然没有达到经理级别但薪资待遇不错，她担心会因此被列为优先裁员的那拨人。她希望在医疗赛道好好发展，也努力做副业增加安全感（受访者提供/图）

以金融业为例。IOE技术架构（注：由IBM 小型机、Oracle 甲骨文数据库、EMC易安信的高端存储组成）一度被认为是金融企业后台的“黄金架构”。转折点发生在2012年。那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若干意见》，提出要确保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的安全。金融业IT产品的安全和自主可控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

除政策导向外，国际品牌的产品价格贵且没有议价空间，云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原有IOE架构的依赖度。金融机构有动力也有条件寻找更具可靠性和性价比的国产替代方案。

“银行系统‘去IOE’一直在进行中。这是国家和银行自身安全的需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产技术已经具备了（替代）条件。另一方面，IOE的技术也相对跟不上迭代更新的步伐了。”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国产全面替代已进入实质性阶段，金融业对“IOE”的订单还会加速下滑。

“IBM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客户基本盘还在，但国内有些业务线确实萎缩得比较严重。”2024年初被裁前，林夕在IBM北京工作了十余年，主要做硬件的开发测试。“过去，国内客户购买外资企业的产品，可能只需要一个两三人的小组来对接。如今要推进‘自主可控’，起码要组个百来人的大组，甚至专门成立子公司。故而内部也有动力，可以借此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和资源。”

据林夕介绍，在9月裁员风波之前，IBM中国已经陆续有一些项目组在“随机”退出。当时裁员被认为“难以预料”，是因为有的组被裁时，其负责的产品在国内外的市场表现仍然不错。如今一切尘埃落定，过去数轮仅面向研发和测试人员的裁员也变得意义明确。

自IBM于2020年迎来印度裔掌舵人Arvind Krishna以来，他已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了多轮裁员。在此期间，林夕经历了数次“reorg（注：内部组织架构调整）”。每当她去询问相熟的经理“组内是否有空缺”时，最常得到的答复就是“已经没有招募名额，且根据公司政策，即便有，也只能面向印度和波兰招”。波兰用人成本较低，对欧洲市场覆盖更好。再后来，面向波兰的招聘通道也关闭，名额仅向印度开放。

许多分析会提及包括Arvind Krishna在内的众多硅谷巨头的CEO及高管都是印度裔的大背景。林夕觉得有一定道理。她在过去的工作中跟印度裔同事多有交集，对这个圈子的上下提携和抱团观念印象深刻。然而，她并不认为这是最底层的逻辑。“我们本就身处全球竞争的时代。很多国家都在绞尽脑汁争取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IBM如今把印度作为战略要地和几十年前加码中国市场没什么两样，都是看重其市场发展空间和盈利潜力。此外，无论从地缘政治格局、用工成本、时区，还是语言等方面，印度都极富竞争力。”

一旦业绩持续下滑，总部减少投资，撤出是早晚的事。但突降的闪电式切割，联系不久前微软中国区部分涉及AI业务的团队被提供“整组”国际轮岗机会等动态，还是让林夕生出不同的解读：“这轮完全可以延续此前的裁员节奏，一组一组地裁，或者有各种处理办法，但公司最终选择了一种直接上新闻的方式。”

市民经过IBM北京办公地（视觉中国/图）

“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近两三年来，同样被裁员风波席卷的还有部分外资医疗企业。

2015年从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毕业后的近十年间，简刻先后就职于三家医疗类外企。目前，她在一家美资企业的市场部工作。

在简刻看来，近年来外资医疗企业的在华业绩普遍承压，主要影响来自带量采购政策。该政策于2018年开始试点，次年向全国扩围，核心策略是“以价换量”，旨在挤压药品及耗材的灰色利益空间，缓解医保与个人的支付压力。

截至2024年8月，9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涉及37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过50%。而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类耗材等高值医用耗材，四批国家集采的中标产品降价幅度更为剧烈，平均达到82%。其中，入选冠脉支架的均价从1.3万元左右下调到700元左右。

在此背景下，部分在公立医院系统中产品份额较高的外企为保住市场，不得不大幅下调原研药和耗材的产品价格。也有部分外企因预期销量增长无法抵消药品和耗材的大幅降价，或者出于平衡全球市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