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想知道，究竟是谁在生二孩？

2024年8月9日，湖北武汉，市民在汉口江滩与“一家五口”雕塑合影 （视觉中国/图）

两个不同世代的女性决定研究城市里的二孩家庭。

蒋莱生于1970年代末期，是一个“00后”孩子的母亲，在她生育的21世纪初，普婚普育和隔代养育是社会主流，过了28岁还未结婚的会被称为“剩女”，不生育则被视为自私，或是生理有缺陷。

沈洋呢，生于1980年代中期，是一位二孩妈妈。在她生育的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6，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1.66岁，她也成为家族同辈中唯一生育了下一代的人。生育已经成为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意味着高额的养育成本和大量的时间投入。母职惩罚、生育损伤和不婚不育的声音齐头并进。

她们的研究从2015年初开始。彼时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正在做女性领导力研究的蒋莱发现，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术界，女性总是受困于中下层，难以晋升，她们身上始终绕不开的话题，是生育和育儿。她和沈洋都很好奇：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女性都是哪些人？她们为什么生？生育后，对她们在职场上的影响有哪些？

这项研究持续了六七年，她们访谈了四十余位城市中产女性，她们大多接受过优质的高等教育，其中半数以上是二孩及多孩妈妈。这些女性都曾是职场妈妈，其后或由于育儿压力，或出于个人原因，一部分人回归了家庭。

这些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各种各样——恐惧“失独”、“希望孩子有个陪伴”和“避孕失败”是她们最常提及的。让沈洋惊异的是，“过去看西方的文献，那些愿意生二孩的女性可能是由于丈夫参与更多，但是我做了访谈之后发现，爸爸参与育儿的比例普遍偏低，受访者生二孩的理由与丈夫是否参与育儿关系不大——这背后受到很深的父权制的影响。”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蒋莱和沈洋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比如二孩随母姓的家庭，女方家庭通常对小家庭在经济上、育儿安排上付出得比男方家庭更多，这可以说是在父权的制背景下，由于女方家庭提出了反传统要求而进行的过度补偿。这些发现被蒋莱和沈洋集结成书《新生育时代》，于近日出版。

有意思的是，研究进行期间，沈洋也从一位尚未生育的女性，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五年前，目睹丈夫的家务劳动投入，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决定生育二孩，是因为她在工作上感觉碰到瓶颈，“想生个孩子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更重要的是，与她笔下的受访者一样，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陪伴，“等我和丈夫百年之后，她们可以携手迈入我们没有机会经历、也没有能力预测的未来。”

我们的对话从城市中产妈妈生育二孩的原因开始，谈到了她们日常需要的支持体系、心中理想丈夫的模样，也谈到二孩实践中的具体困难、母职惩罚，以及多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就像她们在书中所写的一样，“在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在家庭友好、妇女友好、生育友好文化任重而道远的阶段，探讨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反思两性角色与父职母职的差别，不仅能推动性别平等的加速发展，也为生育带来新的理解视角。”

蒋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

南方人物周刊：既然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你们也在书中指出，目前国内0-3岁的托育机构普遍缺失，她们为什么还想生二孩？

沈洋：很多受访者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