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 | 关于陈寅恪“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本事

陈寅恪在家中走廊为学生授课。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于1962年下记云：

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订本，171页）

陈寅恪先生有诗记其事，题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壬寅元夕后七日，时在1962年2月26日。

所谓“出版无日”指哪一本书，蒋天枢未明确说明，今人或理解为《金明馆丛稿初编》，或理解为《论再生缘》。寻绎陈寅恪著作出版状况和“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语境和背景、事后的复述和转述，本文认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论再生缘》二说均未得其实。

一、“出版无日”并非陈寅恪著作出版受阻

1950年代大陆出版的陈寅恪先生著作共三种，旧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分别于1954年、195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新著《元白诗笺证稿》于1950年12月由陈寅恪先生所在的岭南大学，以“岭南学报丛书第一种”的名义出版，此后连续三次重版：1955年9月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版，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增补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1版。

进入1960年代，因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和北京中华书局（以下简称北京中华）先后将陈寅恪著作列入出版计划，并通过不同渠道向陈寅恪先生约稿，有关陈寅恪著作出版一事分为两条主线同时展开（参见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徐俊《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

因重印《元白诗笺证稿》的缘由，中华上编向陈寅恪约稿，提出的要求是“将尊撰有关古典文学论著编集交我所出版”（1958年9月2日致陈寅恪函），而9月6日陈寅恪回函更明确中华上编9月2日来函事由为“函询论文集交稿日期由”，并第一次提到论文集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在以后的通信中，《金明馆丛稿初编》与“整理旧稿”往往交替使用：

贱躯自去年至今疾病缠绵，以致整理旧稿工作完全停顿。……但俟健康稍复，自当继续整理旧稿工作。（1959年6月7日陈寅恪函）

拙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现因疾病缠绵，未能寄上付印，甚为歉疚！……俟整理补正告一段落，当即寄上。（1959年8月18日陈寅恪函）

寅恪现正草《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完稿，拟一气呵成，再整理《金明馆丛稿初编》。年来旧病时发，工作进行迟缓，想必能鉴谅也。（1961年9月2日陈寅恪函）

在陶、胡访陈之后一个月，1962年3月30日陈寅恪致中华上编函中，特别用括注的方式注明“旧稿”即《金明馆丛稿初编》，函云：

又现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已至最后一章，但因材料困难问题复杂，非一气呵成然后再整理旧稿（即《金明馆丛稿初编》）不可，否则必将功亏一篑也。至旧稿须补正之处颇多，新添之意见及材料亦非自己动手不能满意。若旧稿未及整理而盖棺之期已到，则只好听诸后人而已。总之，卖驴之券倚马之文固非烛武之才师丹之岁所敢效法者也。（1962年3月30日陈寅恪函）

显然可见，所谓“旧稿”在1958至1962年的语境中，是特指《金明馆丛稿初编》的。但综观后文所述，这里屡屡言之的“整理旧稿”，与后面的“旧稿重印”，其区别也是明显的。

这年7月11日，陈寅恪先生伤足住院。中华上编从陈守实、蒋天枢二先生处获悉，特去函问候，并表达了获知论文集已经编就的欣喜期待之情：

关于先生论文结集出版事宜，前曾数次奉洽，此次亦扰陈、蒋两先生言及，云已编就，闻之欣忭。未知全稿能否即予赐寄，我所当尽快安排出版，以慰读书界多年想望之殷。（1962年7月25日中华上编函）

在中华上编耐心等待来稿的同时，北京中华经过请示汇报，也已于1961年4月正式向陈寅恪约稿。约稿信云：

寅恪先生：为推动科学研究，我们打算出版一些老一辈的学者的论著。过去几十年间，您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只因这些论文都散见于各种报刊上，有些现在已不容易找到，研究者深感不便，我们很希望您能把这些学术论文汇编出版。未悉尊意如何？请拨冗惠复为荷。敬礼 编辑部       

如果杨荣国所说不虚，196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