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的包容性制度建设，ESG如何助力？

北京时间2024年10月14日，2024年诺贝奖经济学奖正式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和发展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繁荣”的贡献。

2012年，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作发表了其著名的作品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文译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在该著作中，两位作者把制度分为两大类型：包容性（inclusive）制度和攫取性（extractive）制度，并指出包容性制度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繁荣的关键。

关于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三次授予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

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规则，直接决定了技术创新、资源分配、激励机制和财富分配。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再次提醒我们要重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建设包容性制度进而实现更为多元的经济增长。

包容性制度与可持续发展

实现更加公平、更为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成为当前全球最大的共识，也是联合国最为重要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

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峰会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使10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千年发展目标步入尾声，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一份由193个会员国共同达成的成果文件，即《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议程共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旨在推动全球在未来15年内实现3个目标——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强调消除贫困的同时，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它强调要平衡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的发展，强调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层面协同增效的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只关注高高在上的纯理论研究，它也多次关注和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如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表彰他对福利经济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2015年授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表彰它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经济理论贡献”；2018年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2019年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2023年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表彰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上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领域聚焦的是贫困、性别平等、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议题，但2024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领域则关注更为宽泛的制度，并证明了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

根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定义，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一般而言，制度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组成；在约束机制中，正式制度效力最高的为法律法规，其中硬法占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为非正式制度，如行业准则、道德规范、公序良俗等。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认为，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吸引、包容所有的人来参与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对知识和技术的投资，并且能够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既包括有效可信的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等非正式制度。

包容性制度不仅关心个人表面的权益，更强调深层次的机会平等、社会参与和成果共享，这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追求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最新阶段的ESG，与包容性制度有多重关系。一方面，包容性制度要求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主动践行ESG理念；另一方面，企业践行ESG理念也有助于包容性制度建设。

具有强外部性的ESG理念

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从这三个维度评估企业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也是一种识别企业非财务风险和机遇的方法。

ESG概念最早在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出版的题为《在乎者即赢家—变化的世界中的金融市场：金融业围绕将环境、社会和治理议题更好的纳入分析、资产管理和证券交易的建议》中首次被正式提出。这份报告详细阐释了提出ESG的目的在于强调对投资价值有“广义实质性”影响的要素和原则。

ESG最先是作为一种投资理念被提出，即在传统财务分析的基础上，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实践，倡导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友好、社会责任以及良好的公司治理。

可见，ESG理念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外部性”的特征，即企业在有效管理自身运营对利益相关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创造经济社会综合价值。

企业在践行ESG理念，创造经济社会综合价值的同时，也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助力包容性制度建设。

ESG与包容性制度建设

首先，企业践行ESG理念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完善企业制度体系。企业践行ESG理念并不能依赖企业中个人的道德，必须建立和完善治理机制和管理体系。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企业永远无法建立起对社会负责任的长效机制。很多企业将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建设作为践行ESG理念的基础工作和重要保障。

随着企业ESG实践的深入，企业对包括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员工权益、公平运营、安全生产和公益慈善等各方面的管理体系进行着全方位的变革。根据南方周末连续21年开展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均得到了长足的改善和发展。

以管理体系认证为例，自2008年开始，南方周末将企业管理体系建设情况纳入调研，发现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方面与世界500强企业相比有明显不足。2008年，上榜企业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比例，国有企业为61%，民营企业为78%，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则达95%；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比例，民营企业为38%，国有企业为56%，世界500强在华企业为72%。2023年，上榜企业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比例均超过95%；此外，95%的上榜企业建立了合规管理体系，98%的上榜企业（生产制造型）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体系；65%的上榜企业建立了ESG、可持续发展或社会责任委员会。

其次，企业践行ESG理念有助于从中观层面完善行业制度与规范。经济社会是一个生态体系，ESG理念要求企业将影响力延伸至价值链上下游，引领行业可持续发展。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显示，2023年，有78%的上榜企业已经将社会责任要求纳入采购环节和供应商管理，要求供应商践行ESG；71.6%的生产制造型企业有明确的绿色采购要求，部分企业对供应链进行温室气体盘查，要求供应链企业使用新能源，制定碳减排计划。在加强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同时，部分企业将社会责任向行业延伸，60%的上榜企业参与了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制定，52.3%的上榜企业加入了外部可持续发展倡议，以期推动行业更有效率、更加安全、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企业践行ESG理念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建设可持续的社会。在更广泛的社会建设层面，ESG理念要求企业更加关注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助力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在社区发展方面，企业开展公益慈善更加规范，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显示，自2019年开始，企业建立公益基金会/基金的企业占比维持在50%以上；在透明运营方面，企业发布ESG报告的数量逐年增加，根据Wind统计，2024年，共有2210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23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率接近40%；在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方面，每年两会期间，企业家代表委员积极提案，内容涵盖了气候变化、乡村振兴、科技伦理、性别平等、医疗卫生、老龄化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议题。

总体来看，ESG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理念，一方面，可以避免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偏离，有效促进经济与社会的整合，进而促进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ESG能够从道德、思想、组织、制度等多个方面引导企业向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综合价值的方向进步，进而助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作为重要制度资源的ESG

经济是具有不同利益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约翰•康芒斯，1934），ESG能够促进微观制度创新和带动宏观制度变革，有效约束和激励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ESG是重要的制度资源，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ESG理念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等新语境中，ESG的内涵和外延被不断演绎，ESG理念开始与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ESG逐渐被视为政策创新的工具。

近年来，中国出台的关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很多都内含了对ESG的要求。如20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在《意见》第九部分“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的第24条“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中继“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后提出，要“探索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价”。2022年6月1日，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在全文共出现27处。《指引》第一次提出银行保险机构要重点关注ESG风险，把ESG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流程。同时强调，银行不仅仅要对客户本身的ESG风险进行评估，还要关注客户的上下游承包商、供应商的ESG风险。2022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力争要在2023年实现ESG专项报告全覆盖。

在城市层面，部分先行城市开始竞相出台ESG政策，提出各自未来的ESG发展目标。2024年3月1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了《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作为全国首个省级ESG行动方案，旨在推动提高上海涉外企业的ESG能力，构筑对外开放合作新优势；3月19日，苏州工业园区发布了《苏州工业园区ES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苏州工业园区关于推进ESG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配套方案，大力推荐园区ESG产业和生态体系发展；6月14日，北京市发改委正式印发《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35年，北京市“成为ESG发展全国高地和国际代表性城市。”7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发展改革委发布《北京市朝阳区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全面深化ESG体系建设、持续提升ESG特色竞争力、打造ESG示范试点、丰富和深化ESG实践和完善ESG保障机制五项重点工作。

除了作为一种发展理念，ESG本身也是一种管理和评价工具。为充分发挥ESG的功能和作用，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助力包容性制度建设。

第一，进一步完善ESG政策和标准体系。由于ESG涉及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中国在ESG立法方面仍处于跟随阶段。建议未来政府和监管机构根据ESG理念制定多层次、多维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南，鼓励或强制企业采取ESG理念，从制度上推动包容性建设。

第二，推动跨部门合作与行业标准制定工作。ESG理念的推广依赖于不同企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通过共享最佳实践、制定行业标准和合作项目，推动社会广泛接受ESG理念，并在不同经济领域实施，进而加速包容性制度的建设。

第三，重视和强化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管理。ESG理念要求企业在其供应链管理中考虑劳工条件、环保标准和公平贸易等因素，带动合作伙伴和行业内其他企业逐渐建立起更具包容性和责任感的商业行为规范，进而推动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商业实践在全球供应链中扩展。

第四，建立和完善利益相关方沟通参与机制。利益相关方是在企业的决策或活动中有一项或多项利益的组织或个人。ESG理念要求企业主动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尊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交流，可以推动企业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吸纳更多不同的声音和意见，确保其决策过程更加包容和透明。

第五，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强化透明运营。ESG理念要求企业主动向利益相关方披露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管理和绩效，ESG信息披露机制有助于在全社会建立透明运营的商业生态，进而推动企业不断改进和创新更具包容性的ESG实践。

第六，强化公众教育提升公众意识。公众的参与和觉醒是包容性制度建设的关键。企业主动践行ESG，通过宣传和教育，帮助社会公众了解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包容性的重要性，有助于推动更多人接受包容性理念，从而在文化和制度层面形成共识。

总体来说，ESG理念具有“强外部性”，企业主动践行ESG理念，不但有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凝聚可持续发展共识，直接或间接推动包容性制度建设，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谐、可持续的社会积极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