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愈时代的孙悟空两难:快乐做山贼,还是安心当条狗?
孙悟空形象的演变,映射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我们对孙悟空的潜在设定,他的叛逆、抵抗与拯救,都是特别内在于中国的问题。它不是古典的,恰恰是当代的问题。”
“《大话西游》意外切中了年轻人的代际经验,也就是孙悟空的两难选择:快快乐乐做山贼,还是安安心心当条狗?或者我总结的: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选择去西天取经,戴上紧箍咒,被束缚的同时也意味着稳定;去做山贼,你自由了,但你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朝不保夕。”
“从《大话西游》到《悟空传》,孙悟空很痛苦,还在追问意义:这样做对吗?还是应该那样做?而现在很多人不渴望追问意义了。包括这几年疗愈或者说治愈系的出现,都指向了当下对一种慢节奏、平静、温暖叙事的渴望。这与《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节奏不一样,人家要升级打怪。还比如现在很多修仙类的网文,都不往外走了,而是向内修炼。”
“每当出现一个二元选择的时候,别人就会问,你选至尊宝还是孙悟空?你选小我还是大我?我拒绝给出答案。问题在于,是谁为我们创造了只能在二元环境做选择的空间?一面是具体的、微小的幸福,一面是那种超越性的乌托邦前景,二者是共存的关系。”
责任编辑:周建平
诞生于古典传奇与明清话本的孙悟空,是当下中国的一大“IP”。
2024年8月20日,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与此同时,孙悟空这一形象依然在重读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对比分析孙悟空的两位师父,菩提祖师和唐僧,“我那聪明伶俐的徒弟,怎么到你这成了泼猴?”在网文界,随着多部优秀动画电影的出现,人们把孙悟空、哪吒、杨戬(或者红孩儿)并称为“天庭三大反骨仔”……
时间线往前延伸,1986年电视剧《西游记》成为一代人的童年回忆,1995年的电影《大话西游》被清北大学生托举为经典,2000年今何在的网文书《悟空传》畅销一时……在跨媒介的流浪与衍生中,孙悟空一变再变,每一次的定格,都映射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一代代观众延续着对孙悟空的热爱,也许来自原著小说,也许是六小龄童的演绎,也许是周星驰的重构,也许是动画版的齐天大圣,“总有一只猴,走进你的情感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惠元说。他在《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2024年7月出版)一书中,梳理了孙悟空形象从民国到当代的演变。
“我们对孙悟空的潜在设定,他的叛逆、抵抗与拯救,都是特别内在于中国的问题。它不是古典的,恰恰是当代的问题。”白惠元说。
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在影院里,大圣归来的那一幕将他击中。在《小刀会序曲》配乐里,孙悟空再度飞跃到银幕之上,被调动的还有他这一代人对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和电影《大话西游》的记忆。“这种记忆层垒式的创作提醒我,孙悟空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它一定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情结,或者说这一代人要讲出自己的(孙悟空)故事。”
散场时,白惠元听见旁边的两个高中生哭着说:“我们(中国动画)有希望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上映一度掀起关于“中国动漫崛起”“大国崛起”的讨论热潮,很多观众重复观影。在大众层面,孙悟空所携带的情感能量也吸引了白惠元。
白惠元在《英雄变格》中梳理了动画电影里孙悟空的面孔如何成为中国人的“时代表情”——1941年《铁扇公主》里米老鼠般“空洞的滑稽”,呼应着孤岛时期中国主体身份的失落;1964年《大闹天宫》里“自信的微笑”,指向了革命的昂扬与乐观;1985年《金猴降妖》里“悲情的冤屈”,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而2015年《大圣归来》里的“沧桑”,是以“父”之名对处于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投射出的自我期许。
在白惠元的观察中,《悟空传》里饱满的叛逆曾在新世纪的前十年点燃一代人的青春,却在后来逐渐消失。在诸多IP盛行的当下,孙悟空是否还能召唤出一个共同体,再次成为时代的表情?而对大众文化研究者而言,在分众时代寻找“大众”是否必要,又何以可能?
以下是白惠元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对话。
白惠元 图/受访者提供
孙悟空与当代年轻人:“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自己的成长中,孙悟空怎么影响了你的自我理解?
白惠元:孙悟空是妖仙,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既有的妖、人、神、仙体系的挑战,是一个在边界意义上比较模糊的形象。这样的位置,与我做的文化研究很像,它总在高校学科的边界之处,又没有专属的领地,只能不断跨界、游牧、流动。
对我来说,孙悟空不是一个日常的生活状态,它是我在初高中被应试教育压抑的另外一个自我。因为我内在可能是叛逆的,但表现出来很乖,我要考出好成绩,一路在系统里“卷”,但内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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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