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被改变的命运轨迹

“辛龙案”是最高检抗诉的申诉案件中首例“无罪抗有罪”案件。 综合全案证据分析，郭竹梅形成了辛龙实施杀人行为的内心确信。虽然有了内心确信，但要促成改判，还需要开展补强证据工作，排除原无罪判决认为的“疑点”。

她和以前一样，还是喜欢看法治新闻，只是心态不太一样了：以前总想看看有没有出台什么法律或者政策，能帮助聂树斌的案子平反；现在，更多只是单纯地打发时间。 （本文首发于2023年12月28日《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不惑）

2013年，北京一中院经重审，认为证据不足，改判常林锋无罪。《人民法院报》评论认为，判决体现了“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 重审二审的辩护词提出，常林锋有罪供述的情节，公安机关去核实相关证人、证据后发现大都与供述无法吻合。法院判决认定，常林锋供述的部分情节，与其他证据存在不一致性，但均不属于定罪量刑的事实，他供述先杀人后焚尸的基本犯罪事实得到了其他证据印证。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表示，类似此案这样，法院改判后再“改回”的情况很少见。

2020年12月7日，张玉环与宋小女补办了离婚手续。他并不愿意，但还是尊重前妻的选择，“已经过去了，我想过平静一点的生活。”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

如果检察院果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在3年前做出不起诉决定，崔善村夫妇就不用提心吊胆3年时间，或许他们的小印刷厂也能继续运营下去，真正为创造就业作出贡献。

“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如何判定“疑罪”，如果不是疑罪，却按“宁纵勿枉”去判，必然导致“出罪”之错增多。疑罪从无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对于疑罪本身却缺乏深入研究，导致如何判定疑罪成为问题。 “泛疑罪化”就是把一些本不属于疑罪的案件当成疑罪。按当前一些法院的“防错”意识，恨不能把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用数部摄像机无死角地拍下来，才算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现实中怎么可能都做到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