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传统大国的“大”如何影响其现代转型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

在熟悉包刚升的人看来，这位现年48岁的政治学者过着一种“严肃，紧张，活泼”的高产生活。

近两三年来，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原创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著作：2023年推出《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2024年2月出版《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6月出炉《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这还不包括他为大众撰写的政治学入门讲义。

2024年2月春节假期起，他又给自己压了一项新任务：每周六晚9点整在个人微信平台上做通识课讲座，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的中外思想学术经典。直播后，公开课内容经合作团队精剪、配上字幕，在哔哩哔哩网站二次播出，吸引了一大拨粉丝。其中，他讲授《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这期，点播量达到17万，完整收看该期课程的占到近30%。

为了保卫时间，他早已尽可能地屏蔽掉与自己的学术使命相关度不高的事务，包括占去许多高校教师大量精力的会议、活动等等，以及种种“言说”的诱惑。“青年学者要善于保卫自己的时间，想一想爱因斯坦，如果他在最有产出的年份里一天到晚处理各种事务，不可能在物理学上有什么重大成就。”

投身比较政治学二十多年，包刚升有一个核心关切——现代政治文明何以可能？以及更具体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政治文明是何以成为可能的？“身处于一个有着古老历史传统的、到今天为止现代化道路尚未完成的国家里，跟一个欧美大学的白人教授相比，这可能是我们做学问很大的背景不同。”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倾注了他近年来的思考心血。该书以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公元1800年为时间轴的起点，以全球范围内六个“遭遇”西方的传统大国为研究对象，重点拆解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伊朗、埃及、印度这五个文明古国所历经的政治社会危机和现代化转型路径，剖析这背后的共同逻辑、挑战、困境和出路。

构思始于他在2018年年底的一次20分钟的公开演讲。那时，他已经隐隐觉察到一个重要的政治学问题——放眼全球，非西方的传统大国在现代转型方面总体上不太成功，尤其是跟它们在欧亚大陆上应有的地位比起来。

“但是，如果你回到1750年，会发现这些国家多么了不起——它们当时都还是欧亚大陆的支配者。因为英国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所以，这个问题就促使我去思考：在政治经济学理论里，有一个概念叫‘资源诅咒’。我想这里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大国的诅咒’——就因为你是一个大国，因为这一系列‘大国之大’的机制，最后使得你反而没有办法很好地发展。”

包刚升 图/受访者提供

无法想象的对手和敌人

南方人物周刊：自晚清以来，中国精英群体最为关切的是中国的近现代化转型。通常，一个是考察和学习邻国日本，另一个是因着过往意识形态去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转型。但你的视野放到全球，并以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作为时间轴的起点，对所有非西方传统大国遭遇西方后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历史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为什么会想到去做这么一个颇具雄心的研究？

包刚升：但凡上过中学或大学的，都会上一门中国近现代史的课。我早年学这些课本，觉得中国从1840年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好像中国的命运是很特殊的。

但我后来成为一个比较政治学者，去深入地研读类似俄罗斯、印度、奥斯曼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变迁后，发现中国的问题其实并不特殊。社会科学研究或者历史学研究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把个案研究得特别清楚，这种研究往往注重某个国家的特殊性，但是社会科学有个更高的抱负，总是在想这些类似的事情背后有没有一般的逻辑。不同国家之间总有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是，这种相似性背后有没有一般的逻辑呢？然后还可以再问，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又是如何造成的？这是我作为学者具有的一个问题意识。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提到的非西方传统大国里，既有中、印、俄等世界公认的大国，也有早已解体的奥斯曼帝国，还有像伊朗、埃及这种——在地缘政治上还很重要、但已不被视为主要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