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理性：阳明心学与宁波商帮的心灵史

船只溅起阵阵浪花，晕散了岸边白墙黑瓦的倒影。这是江南水乡的运河，运河上多船多桥梁，最大的船体能驶向海洋，比海船更大的是架设在出海口的通济桥。庞大的船体穿过桥洞，光线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是常见的风景。

这条运河自钱塘江起，融通甬江水系。宁波既是河道的终点，也是通向海洋的起点。生活在运河两岸的宁波人，血脉里涌动着河与海的波涛起伏。14世纪，宋廷将市舶司迁至彼时被称为“明州”的宁波，并屡次将明州港作为唯一许可与日本、高丽通商的港口。自此，明州港既是外销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内运的始发地。一支支船队通江达海，于是有了宁波商帮的赫赫威名。

从19世纪在上海滩掀起民族资本的疾风，到20世纪在香港吹响经济建设的号角，再到21世纪在全球多地托起科技革命的朝阳，数百年间，宁波的中国式商业气质愈发明显。它有着浙东实学的激情，也有着实业的理性。两种色彩，如何共同塑造宁波独特的人文经济学？

“异业同道”

宁波河海相交，加上多山少田，耕地不足，自古以来不少人通过经营工商业谋生。财富殷实，宁波人却不露富。走在宁波街头，几乎见不到衣着张扬者，路人身着布衣长衫、神色淡静。“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在宁波镇海，当地宗族桕墅方氏的祠堂中曾经悬挂一副楹联，上联是：“科弟尚哉必忠孝廉节自任几端方可无惭宗祖”，下联是：“诗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落款为“明余姚王阳明先生语，十一世孙仁懋、仁恒立”。

他们所引用的话，来自一个多世纪前的王阳明。

明代中期，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句话出自《节庵方公墓表》。在文中，王阳明高度肯定墓主去士从商一事。他在论著中也提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多年研究明清哲学。他表示，阳明心学对工商业的认可，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在浙东地区，聚集了大批期望考取功名的士人，但“考公”竞争激烈，同时明中后期朝政混乱，读书人或政治理想破灭，或无法做官需要另谋生路。从商在客观上最为可行，但在“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里，却是“舍本逐末”的耻辱。在此背景下，王阳明为众多迷茫的门生描绘了一种更广泛的“大同”：“心即理也”，是非善恶产生于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人们顺应自身的良知并实践善念，“满街皆是圣人”，这自然也应该包括经商之人。

这一观点经百年传承，被宁波的另一位思想家黄宗羲发展为“工商皆本”。

“这是面对现实，解决读书人生存价值的问题。”吴根友总结道，“强调了世俗生活的正当性。”

（宁波天一阁。图/受访者供图）

阳明心学的思想浪潮与世界同轨。王阳明提出“新四民说”的同一时代，马丁·路德在欧洲掀起宗教改革，将神的解读权发还普通人。东西方同时出现的思想理念，让世俗生活、个人奋斗有了合法性，点燃经济和科学飞速发展的火种。

在“新四民说”广泛传播的浙东地区，本就发达的工商业进一步成长，宁波商帮逐渐形成。他们以鄞县会馆、浙慈会馆为据点，从宁波出发走向全世界。

这次出发已绵延几个世纪。当年祠堂中悬挂楹联以督促宗族的桕墅方家族，百年之后诞生了方椒伯、方液仙等多位民族实业家。这样的“历史巧合”，还在陆续发生。

不过，吴根友指出，中西两场思想革命看似引发了相近的现象，却指向全然不同的目的地。“新教伦理是把财富作为人生目标，而儒学并不是以俗世的成功为判断标准。”

阳明心学提倡不论出身，“知行合一”“异业同道”的生命力被推广至全社会，儒学教化的作用得到最大化，崇礼向善成为浙东的普遍风尚也就再自然不过。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言：“惟浙东的流风余韵，还传衍得很长。”近现代凡是出现“知行”二字，都不能不回溯其与阳明心学乃至浙东实学的关系。

提出“知行并进”的江苏南通人张謇，因其“言商仍向儒”，在后世被称为“状元企业家”“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但他在著作中写道，自己为了“成此区区工商之事”，身为书生，却“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