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路广益小学的女同学丨到此的路程

上学途中的孩子。（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从罗马回到歌乐山之后，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尽快把中文学会，并以四川口音说出来。记得和爸爸谈洗脚的时候，我说洗“jiō”，爸爸改正我说“jiǎo”，我坚持说“jiō”，因为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说“jiō”，我就认为爸爸说错了。在整个歌乐山没听过别人说“jiǎo”。

早上我走过很多山径去上学。一开始，因为我的头发带着点红光，又是卷的，穿的又是来自意大利的外国衣服，一些爱国同学朝我扔石头，叫我“洋婆子”。我回家拼命用刷子和冷水尝试着把头发刷直、刷黑。但效果都是短暂的，讨厌的头发很快又卷了起來，在太阳下闪着红光。在罗马等了四年，现在终于回到遥远的古老祖国的怀抱里，我那小心灵获得了极大的安慰与归属感，却被自己的同胞同学闹着拒绝，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怎么好像有着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我渴望了许久的拥抱及合一。回家后我想，这是因为我父母有问题吗？是德国妈妈使我长得那么奇怪、那么不能让同学接受吗？

第二年即1942年，父母给我转校，从山上古庙里那个小学转到下面大马路、中央医院对面那边的广益小学去了。那个学校比山上的大很多，老师们好像多一些，也更好一点儿。走路过去得经过停车场的警察局，再从它右边的山坡走小径一直下坡，还会经过一棵非常壮大的坚果树，上面结有我们有时能吃到的腰果。下山坡的路程大概要一个多钟头，所以我们都带着好几个大馒头上学，边走边吃早餐。吃不下的就喂给身边跟着跑的流浪狗群，这样每天边走边聊边吃边喂狗。大家平常都是很开心地上学。

广益小学的杨校长每个礼拜一早晨升旗后会跟我们说话。记得他很喜欢谈卫生。有一次他告诉全校师生他在英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