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甄选与董宇辉的舆论漩涡

“成本法可理解为最低估值，但直播公司是轻资产，不依靠资产赚钱，而是未来收益，所以理论上，收入法或许是更为合适的评估方法。” “与辉同行利润高是因为很多成本没有并表，它用的基础成本都是东方甄选的，没算到与辉同行里面。” 新东方运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东方甄选自有品牌产品和直播电商业务的大幅增长。

主播成名后，其与公司的关系，类似于明星与经纪人的关系。而在主播成名之前，则类似于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关系。

对俞敏洪而言，“和平分手”等于是在“丈母娘粉丝压力”与“公司运营压力”之下的结果，而或许是为了“体面”带来的品牌效益，俞最终选择了“送公司加祝福”，颇有一番“仁至义尽”的味道，也与当初俞“二次创业”时的“体面”遥相呼应。“作为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企业，舆论力量常常影响到公司的发展”是俞敏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网红经济”合作模式中的利益分配与制衡仍然是一个管理学上的难题。

截至2023年5月31日，9名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薪酬总计3150.4万元，其中孙东旭最高，达1639.1万元。 公司5名薪酬最高的员工薪酬总计7855.4万元，其中最高一人约合人民币3000万元左右。 在传统的公司经营管理中，CEO等高管扮演重要角色，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但电商直播等平台经济的产生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核心主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此事的结果无论是“董宇辉出走创业”还是“提拔重用”，都显示“如何领导优秀员工”仍然是管理学上的一大难题，这在“直播带货”这种尤其仰赖主播个人素质的行业尤其如此

“新东方文旅账号疯狂涨粉”与“销量只有个位数”之间的反差也再次拷问，“直播带货”这种商业模式究竟能否“高端化”，或者说能否摆脱“低价竞争”的窠臼。答案显然是残酷的，文旅产品动辄成千上万的单品价格并不足以催动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不足以让他们为“情绪价值”或是“情怀”买单。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董宇辉的直播，从技术上说，是可以持续的。自己机灵有急智，必要时找专门的人写段子、包袱、美好的话语，再放到面前的大屏幕上，工业化产出，是没问题的。当然，也有一些隐忧与可能的变数。例如，带货直播，个人IP的特性非常强，主播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