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更急的事要做”：厦门大学教授王洪才谈通识教育
专业招生模式有很大弊端。入学前，学生对专业了解不多，对专业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家长的兴趣，从而有很大的盲目性。
通识课很容易变为“水课”。要吸引学生，就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如果学生不选，这门课程很容易就被教务部门砍掉；如果想实行高标准、高要求，就只能是那些学生不得不选的专业课。
“如果我们将通识教育看作是一门又一门的课程，这将是最不幸的。”因为各门课程不能自动构成一种整体，也不能达成培养人的思维模式的目的。
责任编辑：吴筱羽
2012年5月19日，南京大学课堂里“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的招贴。图文无关。
（相关报道详见：《进退大类招生，忐忑专业分流》）
“通识教育是一个韵味无穷且极富争议的话题。”早在通识教育提出20周年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王洪才撰文回顾通识教育在国内的发展，用“一波三折”来概括。
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素质教育”的概念。隔年，陆续在52所高校推行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在王洪才看来，“中国版”通识教育由此开启。
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根据王洪才2015年的归纳，此前20年的探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文化素质教育和高校自主的“自下而上”的通识教育，前十年以文化素质教育为主，后十年通识教育渐居主流且显露出本土特色。
推动通识教育、打破本科过于专门化束缚的目的之下，高校不同程度在进行大类招生改革。与通识教育同频，这些改革同样“一波三折”，通才和专才能否相融的矛盾始终贯穿改革当中。
2022年6月14日，围绕通识教育的现状和出路，王洪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在他看来，通识教育遇阻的其中一个根源在于，“大家都有更急的事情要做”。
模糊专业吸引生源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洪才：推动大类招生，也是希望更好地推进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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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大山 校对：胡晓 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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