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谈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年诞辰：“他不要门徒、追随者，他的小说是对话性的”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视觉中国/图）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文学生涯达到顶峰，《卡拉马佐夫兄弟》则被普遍视为他一生最杰出的作品。2月9日这天，一个意外出现——作家的笔筒掉了，滚到了柜子下面。他起身搬动柜子，因为用力过猛，导致血管破裂，当天便去世了。如今，这间位于圣彼得堡铁匠巷的公寓，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房间里的时钟，仍停留在他去世的那一刻。

1821年11月11日，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苏舍沃区的医生家庭。少年时代的他更像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他崇拜普希金和果戈理，也熟读莎士比亚、席勒、雨果、巴尔扎克等西欧作家的作品，第一个把《欧也妮·葛朗台》译成俄文。1846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出手便广受好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846年春，从那时起，一切急转直下。他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成为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之后差点被处死刑，流放至西伯利亚。人生的厄运不止不休，他患上癫痫，妻子去世、哥哥猝死，创办的《时代》杂志被当局关停，重办的《时世》杂志倒闭，作家因此背上异常沉重的债务，饱受生活、病痛和精神的多重折磨。在最深重的苦难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淬炼出了最深刻的文学——1865-1871年的短短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罪与罚》《白痴》《群魔》三部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在生命的末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宗教、灵与肉矛盾的洞察达到巅峰，上帝与魔鬼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作品最为著名的一句概括是——“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他描绘人内心的阴暗和复杂，本人便不会像太阳那般，拥有鲜花和掌声无条件的簇拥。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被认为“憎厌人类”。米哈伊诺夫斯基称其为“残酷的天才”，他认为在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彻底和深入地分析一只狼吞噬一只羊时的感觉”。高尔基则认为他是“恶毒的天才”“是一个伟大的折磨者和具有病态良心的人——正是喜爱描写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不乏争议。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对陀氏提出尖刻的批评，在采访中也多有贬低，“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撇开他的前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说，我们可以这样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排个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理；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这很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的低分讨个说法。”

鲁迅反而看得更深刻一些。他在1935年11月说：“（我）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编者注，原文如此）。……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编者注，原文如此），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称为“思想小说”，别尔嘉耶夫认为思想在他的创作中起着核心作用。他拷问人性的最深处，也指出人性的不可控——这更像是嗅出了某种时代的先兆。正因如此，英国翻译理论家施泰纳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史诗传统的后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莎士比亚之后的悲剧大师”。

2021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南方周末记者同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展开对谈。在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何怀宏是公认的名家，1990年代末，何怀宏围绕陀氏提出的有关精神与社会、时代与永恒、道德与上帝问题展开研究，其《道德·上帝与人》一书补充了国内当时对于陀氏思想研究的空白。

正如沟口雄山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建立的方法论，何怀宏的研究更像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俄国”，他以此来观照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这种从哲学角度解读陀氏作品的研究并非孤例，最为著名的便是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对此的一种批评指出，他们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自身的哲学论述，陀氏只是他们思想大厦中的一块砖瓦。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他们的很多解释能给人启发，而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拥有多元的解读空间。

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阅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