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严飞：悬浮时代的焦虑

图/受访者提供

2018年秋季学期，在清华大学《西方社会学思想史》课上，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找到教师严飞说，想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抖音、快手视频的用户。两年后，严飞把他们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悬浮时代下的都市新蓝领”。

都市蓝领的生存状况一直是严飞的研究议题之一。18年前，在复旦大学读大二时，他深入上海郊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用两年时间扎根在流动人口社区，和务工人员子女一起学习、做游戏、户外探险。这段经历最早赋予他“从情感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的视角:“这不是这些小朋友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时期阶层固化、城乡差异、户籍制度历史遗留等结构性问题。”

2016到2017年，严飞与同校建筑学院的同事一同到拆迁的北京太阳宫菜市场，跟踪调查对当地菜贩的影响。他们发现，市场在2013年被拆迁后，有72%的商户仍在原菜市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新增的各类社区菜摊、菜站从事自雇经营，有15%的商户留在北京转行打工。这些菜贩在脱离原有的大型市场后，平均收入下降了约20%。即便如此，真正离开北京的，只有9%的商户。

他从几乎所有受访对象处得到的理由是，在北京，人生总归有些希望。“在北京打工再苦，他们可以让孩子接触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在大城市的努力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让自己的孩子不用再走hard模式，有机会实现阶层的流动、上升。”

顺着菜贩的就业情况，严飞又摸排到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四五年前起，随着公立学校接受非京户口学生的名额逐年减少，有能力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的菜贩也不得不转而考虑师资力量、教学设备都远逊于公立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没过多久，这类学校又受到限制；一部分菜贩的孩子回到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菜市场被拆迁后，在各方压力下，子女教育又成了在京菜贩忧心的大问题。他将发现写成了论文 A Floating Dream（《漂浮的梦想》）。 

2011年，北京，一个外来务工家庭的男孩在邻居家看电视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这两年，严飞做研究的关注点依旧在城市边缘群体对身份的挣扎和对未来的彷徨上。

前两年在短视频浪潮的影响下，严飞偶尔刷抖音快手。打开快手APP查看附近直播的人，严飞发现这些用户最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被看见”，“让自己至少在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里融合进城市的生活”：白天，深夜，很多年轻的务工者（后来严飞发现，很多用户是1990年代被称为“农民工”的城市务工人员的二代）在孤单地直播自己砌墙、筛沙子，几乎没有观众。

今年，严飞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团队，计划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对菜贩、餐饮从业者等人群进行大范围的样本抽查和深度访谈。他向我描摹“都市新蓝领”的主体画像：30岁以下，70%的人文凭大专以下，在北京上海70%的人月薪在3000到5000元之间，不断换工作，从事餐饮服务、快递等零工，“在悬浮时代下不断地挣扎，寻找社会认同和未来的期待，同时期待可能会落空。”

严飞真正融入底层是在香港。

2005年在牛津拿到第一个硕士文凭后，严飞到香港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内地对港自由行开通后，内地游客的购买力影响了香港的旅游和地产业。他多年后在《城市的张望》（2017）一书中这样形容过自己初到香港的“精英”生活：“当时的我，自恃是海外名校毕业的精英，拿着优厚的薪水，住在带有会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都会和内地的朋友们聚会，我们或者晃荡在金钟、中环的高级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聊天打牌，甚或是租一艘游艇出海玩乐。”

一年后，在朋友邀请下，他为基于国别政治研究而发刊的电子杂志《纵横周刊》撰写关于香港的文化、时政评论。落笔时，他才意识到，必须“撕破心间的那一道与本土的隔膜”，于是住进深水埗阴潮的狭小单位：隔着共享的铁门，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