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际战俘营的故事
“他离开了战俘营,却生活在更大的战俘营中”

“即使不在东京帝国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克郡圣约翰大学,(而是)在被囚禁的特殊环境中,同为盟军战俘,因国家、民族、阶级、政见、文化和宗教伦理不同,冲突性伤害和内讧创伤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1945年9月16日,日军香港防卫队司令官冈田梅吉少将和第二遣支舰队司令藤田类太郎中将向英军哈考特少将投降。 (资料图/图)

自2008年《我是我的神》出版后,邓一光停笔了五年,陷入人生和写作的双重惶惑。《我的太阳》《我是我的神》的英雄主义主题让他被贴上了“硬汉作家写硬汉英雄”的标签。移居深圳后,他对以往的写作产生了质疑。面对复杂的人性“黑洞”,他认为除了“大”和“神”的一面,还有“小”和“恐惧”的一面。

他想写一部关于“囚禁”主题的书,不再重复关于人的“超越”“自由意志”等古典英雄主义主题。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讲述了香港沦陷时期日军战俘营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是中日混血的国军中尉军需官,因为有过留日和留美的经历,能说日语和英语而被选为战俘营的传译,战后以“通敌叛国”受到广州行辕军法署的审判,最后以自杀告终。

近八十万字的篇幅采用了“证词”和“见证”结构,主人公郁漱石承担“证词”部分的叙事,9位关联人物则承担“见证”部分的叙事,多重视角的讲述让每一条素材和情节相互印证。

全书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有二三百个,包括民国前和民国历史人物,中国和日本以及欧美科学界、艺术界人物,港英政府,国民党守军,日军高层及关键人物等等。小说中,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交织在一起——虚构的郁漱石和真实的萧红、张爱玲相遇于沦陷中的香港;郁漱石的父亲郁知堂是虚构人物,而与郁知堂共事的陆军士官学校学长蒋百里却是真实人物。

为了创作这部带有“非虚构”色彩的长篇小说,邓一光阅读了不止五十种参考文献,还看了一些影像资料。太平洋战场的影像资料主要由美国战地记者拍摄,美军的每支主战部队都有摄影连,多田中佐渡过维海向杨慕琦递交劝降书的纪录片就是美国记者拍的。英国和日本的随军记者也拍了不少照片。香港战役的电影资料主要由日本随军记者拍摄,攻打香港的38师团带着一支电影摄制组,香港沦陷不到一年他们就完成了电影《香港攻略战》的制作,很多镜头是在实战中拍摄的。这部电影的拷贝据说在一场火灾中毁掉了,只留下电影海报和攻入九龙半岛、炮轰北角电厂、向黄涌推进、日军入城仪式等零星片段。

“我要让人物活在他的环境里。我不能给人看一个鱼的标本,要把它放在池塘或者这条河、这片海里。我不能拿一条干鱼说,这是鱼,那很可笑的。故事是不能这样的,但历史可以。”邓一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战俘在战俘营。 (资料图/图)

人类文明真相的试验室

南方周末:《我是我的神》之后,为什么时隔十多年才有《人,或所有的士兵》,触发你写作的契机是什么?

邓一光:过去一直写人的超越,古典主义的自由意志,气势磅礴、摧枯拉朽,满足个人的某些精神诉求,但遗漏掉了一些最基础的东西,比如人的弱小、被限制和遮蔽,那些构成自由意志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我把它们丢掉了,于是决定写一个与囚禁有关的故事。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写日占香港时期国际战俘营的故事?

邓一光:在阅读文献时,我发现1941年到1946年的香港历史没有国家叙事,当事国英国、日本和中国政府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一直保持着沉默,这很奇怪。一百年前英国靠远征军的坚船利炮让清朝签订城下之盟,殖民了这座岛屿,一百年后日本人把英国人赶走,成了新的占领者,三年零八个月后它再度易主,重新回到英国殖民者手中。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被称为西方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677页遑遑巨著,香港战役内容只有37页,大半是照片,文字不过是一些零碎的背景。香港作为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沦陷的城市,发生在香港土地上最惨重的战争,怎么可以如此不经意?日本政府直到1970年代才由防卫厅出版了一册薄薄的战史小册子,把这场战争与长沙战役合并,称为“长沙·香港战役”,直接消解掉香港战役的国际影响。中国也一样,国民政府对这段历史几乎绕着走,周边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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