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大院的故事

吴同的父母吴兴华夫妇合影。 （吴同供图/图）

1949年，北平改称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大批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接收了这座城市。一些大部委在狭小的内城选中了心仪的办公场所；更多的部队和机关单位，则把目光投向老城墙以西，建起成片的办公楼和宿舍区，并在四周修起围墙，一个个大院就这样诞生了。

这些大院内衣食住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其中居民又都有相近的社会背景，俨然形成了一个个半封闭又自视优越的小社区，由此催生出一些不同的大院文化。

本文所讲述的大院比较另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简称“学部大院”，坐落在建国门外5号。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隶属中科院。“文革”前，学部有经济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法学所、民族所、宗教所、语言所等14个研究单位，两千人左右。别看人数不多，却汇集了当时人文领域一批顶尖学者，堪称20世纪中国文科最高学术机构。

1972年6月，学部从办在河南的干校迁回北京。很多人由于在下放前把家里的公房退了，回来没地方住，于是院部就安排他们和家属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和8号楼。我家也是其中之一，住在8号楼二层。

这是两栋两层的筒子楼，8号楼是过去的招待所；7号楼则是办公楼。尽管这两座楼质量尚好，然而用做住宅，条件却不尽如人意。当时分给每家的只有一个12平方米的单人房间，没有厨房，厕所和水房也都是十几户合用的。大院里有个食堂，设在历史所小礼堂。可天天吃食堂不是办法，住户大多自己开火做饭。人们在楼道里支起煤气灶，堆放厨具、餐具、蔬菜、垃圾，杂乱肮脏且拥挤不堪。到了夏天，水房又变成了洗澡间。8号楼住户商量决定在水房门口挂块牌子，男同志每周一、三、五；女同志二、四、六。

那时，大院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恢复读书、做学问。母亲的老朋友顾准伯伯每天都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撰写《东西方哲学思想史》。目的是通过研究世界史，揭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还指导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位中年研究人员阅读、翻译国外最新经济学论文。

钱锺书教我翻译

那个时候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尚未拍成电视剧，社会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可在学部大院，研究人员都知道他和夫人杨绛学问大，对他们敬佩有加。

钱锺书先生则撰写他那笔记体的鸿篇巨著《管锥编》；还与几位学人一道将毛泽东诗词译成英语。这项工作始于六十年代初，后来中断，直到从干校迁回北京才得以继续。那时各个研究所虽然不坐班，但要求工作人员每周二、五到所里参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