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过河”

任正非从国企“下海”,就是凭着这个红头文件在这一年创办华为。而后,又有了中兴半导体总经理侯为贵下海创办中兴通讯。

“深圳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在过河,但科技产业不是过河,而是险滩急流,连石头都没得摸。”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

发自:深圳

责任编辑:顾策

华强北电子一条街,见证了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繁荣 (IC photo/图)

1984年,40岁的张乾本初次踏上深圳。两年后他被正式借调到蛇口工业区,这一待就是34年。

第一天骑自行车到蛇口工业区上班,他就看见路边用白色油漆书写的十二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心里咯噔了一下,“这种话在内地是不能说的”。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四年,“到处都是荒地,车过时尘土飞扬”。谁也不曾想到,这么一个地方,日后会变成寸土寸金,GDP超越毗邻的香港,高新科技企业云集。

2019年,深圳出口总额已经连续27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人均GDP突破20万元,超过北上广。令人艳羡的是,深圳还拥有华为、腾讯、大疆等大批高新科技企业。

从当初的“三来一补”到现在的数字经济创新高地,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加持的荒地到中国最繁荣的城市,深圳奇迹的发生,源于不断地突破制度束缚,善用市场力量,并在每个转型期惊险“过河”。

从计划经济突围

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伊始,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走出传统观念、计划经济的束缚,通过制度创新去发展更多的市场主体。

1986年,张乾本来到深圳蛇口,这里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他发觉,以往在内地生活所必需的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在这都不需要,三块钱可以吃上一碗面条,“交易市场很自由”。

这是由于1984年11月1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力排众议进行物价改革,对粮食、猪肉、棉布等商品敞开供应,放开价格,取消所有票证,取消国家对粮、油、菜、肉、水、煤气等商品补贴。深圳率先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票证。

深圳的工资水平往往是内地的两倍。“想来单位混日子是不行的,你不干就叫你回去,想来的人多得很。”张乾本说。

“在蛇口下班以后就能看到,来外资(工厂)打工多是女孩子。”张乾本说,比如三洋公司,几乎都是女孩做装配工。一方面女孩更细心,二是大多数女孩也曾经在工厂工作过,有工作经验。

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形成深圳早期的发展模式——“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通过联合内地企业和吸引外商,深圳特区获得了初期发展的技术、设备、劳动力、资金等基本要素。

但在1986前,深圳主要是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身影极少。国营企业包括当地国企,如深圳特区发展集团、深圳赛格电子集团,以及内地国营企业、科研院所设立的窗口公司。外资则以港资、台资为主。

市场主体单一,自然就无法激发出市场经济活力。同时,由于经济升温过快,大规模的基建工程,让深圳市政府财政吃紧。境内外媒体出现批评声音,内地媒体批评“倒卖”,香港媒体批评“假大空”,深圳特区所面临的舆论压力巨大。

1986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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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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