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 作品能做社会插图，比进美术馆更重要
“到一定时候，如果你比他们西方牛×摄影家还牛×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相信你，有的还会堵你。其实想想，我们当初学西方可能就是学了皮毛，甚至误读了西方。过了很久会反思，和自己的基底发生碰撞。而今天的年轻一代早早地出去，学到的可能都是西方精华。但学完恐怕也会茫然。所以呢，下一步要怎么办？”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雨僧
仿佛是在袒露的大地上，扭扭歪歪地生出了许多并非笔直的细烟囱，分不出哪里是烟囱柱，也分不出哪里是冒出来的烟，只知道立体感是有的。走近点看，好像一蓬稀稀拉拉的杂草，每根都歪向天际，但绝不耷拉。
等你再凑近唐人（画廊）墙上这张8.3米×6.4米的蓝底“大头照”，哦，原来真是头发耶。
照片上的男人脸黑黝黝地泛着油光，如同健身参赛者把桐油集中抹在了此处。眼里血丝暗生，仿佛有忧伤的泪光凝结。超大尺寸，深色西装和白衬衣、红领带营造的庄严，生生被怪诞发型冲去了大半。谁见谁想笑。再一看，每个“艺考生”都要画这么个趣人——现场和原作征集到的素描也果真无奇不有。艺术家主导的戏谑被他无意选择的画者和观者，心照不宣地“合谋”了。
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指向艺考和大一统艺术教育模式的表层意图，似乎再明显不过。但这只是创作者的表达点之一。别的，尽在不言中。
“烟囱发丝”的主人王庆松，圈内公认中国观念摄影领头人物——尽管他“打死”不接受这个标签。20年来，精心搭建的大场景，大画幅与高清晰度，民间俗世感的模特和戏剧化的摆拍，照片贴合社会现实的“似假还真”，构成其作品的重要标识。
他的照片特别适合在展厅观看：要么是《老栗夜宴图》《临时病房》这样，如铺展的画卷或定格的某帧电影画面，身份不明的模特，套上“不合时宜”的服装和怪异的妆容，演绎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或者像《跟我学》《问它》这类，把不同时空的海量信息浓缩在同一个框里。看照片如同玩“找东西”游戏，一个熟悉的LOGO、一捆假发或露出的假牙、握在手里的书、瓦砾堆里的小物件，都像是挑战眼力，挑出和揣测艺术家预埋的“线头”。
他本人也时常化作农民、工人、教师、病人、广告涂写工、流浪汉或者身份不明者，悄然隐藏于照片里。王庆松因此集“导演”、演员和窥探者于一身。
那些模特、道具，照片中与镜头外的王庆松，一起帮助他完成了内心赋予自我的使命：记录下时代的光怪陆离，荒诞与痛楚，人性的磨蚀。他最大的希望，是作品未来能成为（报纸杂志上的）社会插图，“这比进美术馆对我来说更重要。”
直白与艳俗
走进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一空间大厅的素描个人照与小厅里《摄影节》中的当代摄影生态，互为呼应；二空间里，最新作品《问它》矗立在中央如一座丰碑，“记录”的却是最代表当下生活的商品品牌，对面则是承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两侧墙上，觥筹交错的“夜宴”与伤痕累累的“临时病房”，“新女性”的造作浮夸与追寻时尚的“快乐健身”，两两相望。
策展人崔灿灿认为，王庆松的摄影并非停留在记录的功能上，它将疑问、批判和反讽置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真实场景中。“他拍的是中国意象，其实是把一个孤立的瞬间无限地外延堆叠成了历史。”
《问它》背面，两张并置的“千手观音照”惹来两位学生模样观众的窃窃私语。
《拿来千手观音》拍于1999年，年轻的“观音”端坐在可口可乐桶和一堆彩纸上，“千手”握着美金、光碟、大哥大手机、金元宝和胶卷，指着一瓶国产啤酒；《送往千手观音》摄于20年后，“老观音”握着猪肉棒骨、骷髅架，大哥大换成了智能手机，胶卷变成了数码相机。图中心手里的酒瓶也变了。
“从燕京啤酒到拉菲，质的飞跃呀！”
“这酒瓶是不是真的？”两人打开网购平台，好奇地查找瓶子是不是来自卖仿制高档酒酒瓶的卖家。
实际上，大虾、棒骨都是助理在拍摄前一天去菜市场买的，“特地挑的最大的虾。”拉菲也是真的，还是他出生的年份——好友知道他要拍片后慷慨相赠。
学生观众看了一眼照片拍摄年份，问他的同伴：“1999年——中国加入WTO了吗？”接着说，“一张叫《拿来》，一张叫《送往》，我感觉我很容易明白他想说什么耶。”
过于直白，庸俗化，是部分观者对王庆松作品的第一印象。而他很早就说过，“千万别想太深，你所理解的就是你所看到的”。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搞艺术，“比起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我更关心的是现实本身，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只是我们都无动于衷。”
1993年他刚到北京时，“邓小平南巡”刚过，身边的世界立马变了模样：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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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梁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