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怕死、会想家”——武汉留法学生的曲折回国路

回国前那几天,小金吃饭呛到咳嗽都会紧张,“每天都要量好几次体温,不想把病毒带到国内”

责任编辑: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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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前那几天,小金吃饭呛到咳嗽都会紧张,“每天都要量好几次体温,不想把病毒带到国内”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3月13日,法国戴高乐机场,戴口罩的旅客在2E航站楼等候  图 / 新华社

“真的一定要回去吗?不惜一切代价,折腾半天,劳神伤财,也一定要回去吗?”

小金有些迷茫,但似乎已无退路,“好在师姐很坚定,我们一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听到什么,她只有两个字,‘回家’!”

师姐楚楚和小金都是武汉人,高中毕业就来到法国留学,小金出国时不到18岁,独自在海外已经两年了,楚楚只比她大一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教育部2019年公布的出国留学数据显示,2018年出国留学人数在上年基础上再增5.37万人,增长8.83%。相关机构分析表明,留学生大多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留学在我国已逐渐常态化、平民化、低龄化。

3月19日下午6点35分,小金和楚楚乘坐的航班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流程非常严格,加上到港人多分流压力大,待小金走进指定的隔离酒店房间,已是次日凌晨7点。

从法国东大区南锡市,到卢森堡大公国,再到德国法兰克福,经中国台北转机,最终抵达上海,两个姑娘用了四天时间,而这样的辗转归程是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大量海外留学生和华人曲线归国的典型路线。

3月22日,在上海浦东一家酒店隔离的小金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线上采访。楚楚住在她的楼上,她们将在这里完成14天的隔离,再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流程,返回刚刚从停摆中复苏的家乡武汉。

3月19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核实入境人员信息  图 / 新华社

“中国湖北人,在法国‘湖北’”

小金的妈妈高女士早在女儿启程回国前已向所在的社区报备,“国家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要遵守国家的规定。”高女士在微信上再三提醒孩子,一路上做好防护,到达上海后,要遵守当地防控规定。

3月19日晚,高女士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碎片睡眠”,直到小金第二天早晨发来酒店房间的短视频,她才安心。高女士是一名武汉本地医护,自愿报名去了金银潭ICU病区支援。武汉疫情暴发之初,防护物资缺乏,小金在网上从美国买了200个医用N95口罩寄回武汉,“那时候孩子牵挂我,后来,我担心她。”

小金在春节期间格外忧心,“我每次跟妈妈通过电话后都忍不住要哭,但她总是那么有信心,说情况一定可以控制住的。”

小金通过微信和新闻对国内抗疫一直保持着关注,“我知道这一切好转起来有多难。”母亲的坚强镇定、全国医疗队的火线驰援,是她心底的信心磐石。

欧洲疫情蔓延后,她从3月初就想回国,“湖北各地封城后,其他省市会来支援,但在欧洲,各地都是一盘散沙。”

身为医护人员的子女,她敏锐地意识到,新冠肺炎重症救治所需的专业医护和ICU设施远超常态,即便是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发达国家,可能也无法应对疫情暴发后的病患所需。

她所在的法国东大区靠近德国,距离欧洲疫情重灾区意大利较远,但在法国疫情图上,这个区域“红得发紫”。3月22日我与小金微信采访当天,法国累计确诊14308例,东大区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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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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