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政府包机、包车、包专列抢人
没人愿困在疫情的冬天里

朱刚以为还会和往年一样,返回公司只需3 步:出门——乘机——进公司。但第一步还没迈出,就被卡住了。

从2月16日开始,义乌先后派了三十多个工作组前往河南、安徽、陕西等11个省份接员工回义。

从外地返回义乌双童日用品公司的工人正在操作机器。根据要求,复工后每位操作工人之间都必须保持安全距离。 (受访者供图/图)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27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朱刚以为还会和往年一样,返回公司只需3 步:出门——乘机——进公司。但第一步还没迈出,就被卡住了。

从2月16日开始,义乌先后派了三十多个工作组前往河南、安徽、陕西等11个省份接员工回义。

这是一趟特殊的旅程。

2020年2月24日13:35,汉中城固机场,浙江义乌首趟返工包机起飞,170名汉中务工人员踏上返岗之路。

33岁的朱刚是其中一员,2020年初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搅乱了他的生活。1月17日,他从义乌回到老家汉中西乡县桑园镇过春节,原定2月9日和妻子一起再到义乌复工,但乡镇的“硬核”防控阻断了他的归程。

从那天开始,朱刚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每天都作记录,直到义乌市政府安排包机将他们接走。

截至朱刚返回的24日,通过政府包车、包机、包专列以及自行返回义乌的已有15万人。但对于有130万外来打工人员的义乌来说,劳动力缺口显然还很大。

缺人的不仅是义乌。劳动力成了许多复工企业的压倒性话题,从2月15日开始,东南沿海各省份都已“抢人”,并持续至今。在返岗复工的各环节中,每个群体都在精确地算计各自的得失。

“插翅难飞”

工人和企业老板对劳动力紧缺的感受往往不同。但在疫情发生期间,他们的想法一致,都在等待彼此的“解放”,工人想返岗,老板想复工。

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已不是谈不拢的薪酬,而是路障。一道路障,挡住了外来人员,也封住了想出村的本地人。

“以前这个时候镇上已很少再有年轻人,都出去了,而现在只能困在镇里。”朱刚说,困在家里那段日子,外面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返岗复工的奖励也节节攀高。东南沿海一带的政府,给出的奖励从500到2000元不等,而且返工越早,奖励越多。

对许多务工人员来说,身价从未如此明显地彰显过。以义乌为例,2月22日之前返工可全额补贴路费,晚一天,补贴就降了一半。这还仅是来自政府的奖励,企业还有一笔补助。

朱刚所在的义乌双童日用品公司,就在政府奖励后,再给一次全额路费补贴,而且在回去后早期,每天还有100元生活补助。

待在家里,只能领每月2000元左右的基本工资,不能做工,每天还要损失几百元。朱刚算过账后意识到“这样待着,不如早出去”。

元宵节还未到,朱刚和妻子就买好了2月9日从汉中飞往义乌的机票,一共一千四百多元。

朱刚以为还会和往年一样,返回义乌只需3步:出门——乘机——进公司。但第一步还没迈出,就被卡住了。

从桑园镇到城固机场本有两种出行方式,公共交通早就停掉了,另一办法就是坐私家车过去,但很难出去,即使侥幸能过去,送他的人回去后也要隔离14天。

没有办法,朱刚退了票,被扣了一百四十多元手续费。接下去几天,他四处找乡镇干部打听何时才能解禁,对方也无法准确回答。

面对务工地政府和企业的一系列补贴措施,“插翅难飞”的务工人员越来越急躁。朱刚一同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天天靠着电视剧打发时间,《神探狄仁杰》看完了,往期的综艺节目又来回看了几遍,每次问乡镇干部哪天能出去,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

这名同乡决定“铤而走险”,2月11日,他找了当地一个私家车司机,想趁路口把关不严的时候跑出去。他问去机场多少钱,司机让他定,他报了“450元”,还心想六十多里路程,这个价格差不多了。谁知道别人不干,觉得风险太大。

他咬咬牙,又加了100。司机同意了,准备12日走。没想到第二天司机就反悔了,听说是有人举报了,“私逃”计划就此夭折。

朱刚虽没有这样“胆大”,但也同样为不能返岗头痛。直到2月20日,他接到了公司的一个电话,说义乌派了工作组去接员工返回浙江,心里的石头这才算落地。

最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

带队去接朱刚等人的是义乌丝路新区招商局局长虞振。义乌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说,从2月16日开始,义乌先后派了三十多个工作组前往河南、安徽、陕西等11个省份接员工回义。

“到政府来反映缺人的企业太多了。”2月16日一早,虞振接到开会通知,由常务副市长主持。此时,他才知道要被派往陕西汉中接员工返工返岗,汉中在浙江义乌的务工人员就有六千多人。

下午2点一过,虞振便和另外2名干部及1名驾驶员驱车前往汉中。这是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根据虞振的说法,最先派出的十个组都由招商分局局长带队,再从人社局、街道办(乡镇)各抽1名干部同行,随着抽调人员越来越多,后来经信、公安等部门也都加入了。

那是一段一千七百多公里的路途,开车要二十多个小时。出发后,虞振的心一直悬着,不知道省外哪些市可以允许外地车进入。他一路上都在给不同地方的政府部门打电话,询问能否落脚,最终在江西景德镇住了一晚。

按照计划,第二天,也就是2月17日下午4点左右,就能进入陕西境内。此前,虞振已和汉中取得联系,但得到的回复是,省际高速公路的检疫站没有撤,外地车进不了汉中。

“问了多个部门负责人,也都拿不了主意,说要请示更高层的领导。”虞振说,当晚,他们在河南三门峡又住了一晚。

在虞振看来,等待答复早已是必要的成本之一,只要允许进城,他们出去这一趟招工的收益就远远大于在义乌坐等员工自己回去。

2月18日上午,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汉中方面回复虞振,说市领导很重视,专门为去招工的外省人士提供了住宿,酒店位于汉中市汉台区,是政府征用的,入住者需自己承担费用。

但虞振和当地政府部门最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从市到县,再到镇,各地情况不一。有些村用农具、枯树、土块搭起了路障,车辆无法通行;有些乡镇办健康证明和通行证的工作还没有启动。有时候,虞振会直接和各县人社部门联系,寻求支持。

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按照义乌企业提供的员工名单挨个打电话。朱刚是2月20日接到电话的,听说义乌来人了,他很激动。

第二天,朱刚起了大早,按要求先后去村委会、乡定点医院、镇政府、县疾控中心盖章。2月22日,他接到镇上通知,健康证明和通行证办下来了。

在老家待了37天的朱刚,终于可以外出了。义乌的干部告诉他,24日上午会有车到县城接,但他得自己想办法前往县城。

没想到的是,最终他会被送往机场,那里有一架专机等着他们。包机费用20万,由义乌和汉中共同承担。虞振算了一笔账,如果用大巴载人回去,每个人的费用是900元,170人所需费用比乘飞机也便宜不了多少。

多省市竞争长途运力供不应求

当天,还有另外两架飞机从城固机场起飞,它们载着350名工人去江苏南通。

“这几乎是义乌过去5天带回去员工的总和。”虞振认为,南通和汉中是结对帮扶市,在汉中招人更有优势。

虞振没有料到的是,除了南通,他们在汉中还要跟其他省市竞争,汉中是陕西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最多的地市之一,有八十多万人,“这种情况下,汉中当地的长途运力都开始供不应求。”他只好联系义乌的大巴到汉中接人。

他的任务不仅是要带老员工,还要尽可能招新人。虞振给出的条件是,去义乌找工作的,路费全免,而且到了之后免费吃住3天。

以义乌为代表的浙江省内发达县市,对劳动力的渴望显而易见。

2月11日深夜,海宁市委书记朱建军对外发出的一段语音,体现了内心的纠结和焦虑:“企业是要发展的,是要生存的,他们有外贸订单,他们有来自国内的订单。如果失去了这些订单,海宁还靠什么?”

“一把手”的带动很快产生了效果。海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月18日凌晨,海宁首列市外返程专列,已载回1080名云南籍员工,2月20日,又从贵州毕节载回730余名贵州籍员工,“带队去的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

行动起来的不仅有海宁,同属嘉兴的平湖,在2月18日以后,也安排政府包车前往内陆省份接回员工。“如果企业自己包车去接,车费的三分之二由政府来出。”平湖市经信委党委委员韩国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月10日平湖企业逐步复工以来,最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人力,“外地工人数量越多的企业,复工速度越慢”。

为了帮助企业复工,派出政府“包车”“包机”“包专列”接人的做法,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已成普遍现象,东莞就从云南昭通接回了不少返岗员工。

在浙、粤等地纷纷“抢人”时,江苏淮安市委书记、市长另辟新径,他们给当地的“外出务工乡亲们”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工作去远方,不如留家乡”,希望他们能留在家乡工作。

政府出手帮“抢人”,企业也没有闲着。2月25日,朱刚所在的双童公司品管部经理陈学森前往河南周口鹿邑县,主要目标是多带员工回义乌。由于找不到可让外地人住宿的酒店,陈学森就在轿车里将就了一晚,他接到的河南籍员工抱怨称,当地交通恢复太慢,办健康证需要的时间太长。

陈学森在鹿邑的经历,与虞振在汉中类似,这也是义乌去各地招工遇到的普遍现象。

义乌市人社部门书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称,该市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虽然到了招工地,但由于各地交通恢复情况不一,人员外出要审批,前往下辖各县市接员工仍非常困难。

老板的煎熬

2月24日15:40,朱刚乘坐的飞机在义乌机场降落,双童公司的接站人员已在机场等候。

包括朱刚在内,乘坐同一班飞机的共有5人在双童公司工作。测温后,朱刚拿到了企业准备的防疫物资小礼盒,里面有口罩、一次性手套和消毒酒精。接着,朱刚领取了绿色健康码,这是一个健康评估证明,可作为疫情期间复工人员流动的通行凭证。有了健康码,他不再用隔离,可以直接上班。

和多数复工企业一样,双童公司每天会对员工进行两次体温测试,餐食由专人送到房间,禁止聚餐。为了做这些工作,双童安排了公司二十多名员工脱岗,这让人手更加捉襟见肘,用工缺口还差二百多人。

双童公司董事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由于人手不够,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只能开最低档,产能受到极大影响,2月公司接到的订单额有一千多万,受疫情影响,预计到月底只能交付20%。

还未到拐点的疫情和短缺的劳动力,就像一块烙铁的两面,煎熬着企业老板。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已发生12起企业复工后出现的疫情,造成15人确诊,五百多人被隔离。

疫情防控的弦在楼仲平那里也时刻紧绷着,从2月3日筹备复工开始,双童公司就成立了人流管控、隔离诊治、环境消杀等5个小组,明确了具体防控工作的内容及责任人,“小组人员相当于脱产做防疫,本职工作暂时搁置。”

环境消杀组的工作由3个人“承包”,陈学森是负责人。疫情暴发前,他是品管部的中层领导之一。

如今他一天的工作是从配消毒液开始,“近期有些企业复工后发生疫情,担忧不可能没有。”

相比逐渐提高的疫情管控成本,在分工日益精细的经济社会中,寻找上下游合作企业的成本则是一个更大的数目。由于整个产业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影响,复工的企业本就不多,“产品上一个标签、一个条形码,也得有相应的企业来做。”楼仲平说,但原来的链条遭到“破坏”,为了生产,只能花更大的代价寻找替代品。

大企业尚且如此,中小企业的困难更加明显。2月2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只有30%左右。

这和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德文的估算差不多。周德文担心,目前是企业开不了工,或开工后遇到用工困难,一两个月后或许会出现裁员潮。

他看到有些无法复工的企业,已经走上了裁员这条路。“未雨绸缪是必要的,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政府把现有复工的优惠政策落实好,进一步减税降费,真正帮企业减负。”周德文说,没有人愿困在疫情的冬天里,同样,也没人想在疫情结束后,仍困在经济的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