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捐赠的通关之路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大家都是人人自危之时,依然散发各种光和热的善良之人,感恩相遇!” 

医院的缺口仍在,民间的奔波仍在

志愿者在运送物资的路上拍摄的武汉夜景

“让爱正确落地”

2020年1月前,武汉姑娘Ginger从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与这么多人紧密相连,以这样一种意外的方式;就像她从没想到从事美妆护肤行业的自己,会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成为一个民间志愿者团体的发起人。 

这是个名叫“武汉口罩小分队”(下称“小分队”)的微信群。“小分队”成立于武汉宣布封城的1月23日。

当日,包括武汉协和医院、湖北省儿童医疗中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多家医院相继发出紧急求援公告,向社会征集护目镜、N95口罩、外科口罩、医用帽、防护服、防冲击眼罩等物资。一线物资严重匮乏的消息通过社交网络迅速传播,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当时还在迪拜姐姐家过年的Ginger希望出一份力,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朋友间响应热烈。因为身在海外,Ginger的计划是由她筹款,几个好友负责购买医用口罩,并开车把货物直接送到武汉市内几家公开求助的医院。“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多一个口罩,就多一份防护,也就多一份生的希望。”

筹款和购买都很顺利,他们很快就以募集的四万元购入了10万个医用一次性口罩,但因为货源在仙桃,那时进出城通道已被管制,送货的车无法进城,最后他们多方联系到中南医院,后者派了一辆救护车,才成功在24日凌晨将这批货运达目标医院。

按照原计划,Ginger的捐赠行动本该就此而止。其实,早在她开始这一计划时,就有朋友私下提醒,这种民间募捐的行为存在很大风险,万一哪里没做到位,或者有人举报,责任太大。Ginger承认朋友的话一度动摇了她的想法,直到他们排除万难成功送达第一批捐赠物资。

拖运民间捐助物资的救护车

“参与送货的朋友跟我说,那天中南医院来接应物资的救护车司机,年纪很大了。他每天要接送各种病人,但因为物资短缺,所有东西都留给了一线,他没有口罩可戴。我朋友就从车里拿了几个零散的口罩给他,结果有一个不小心掉到地上,那个司机赶紧捡起来,拍了拍灰就戴上了。”Ginger还记得,听完朋友对一线情况的描述,自己眼里已全是泪,她决定继续捐赠行动。

24日除夕夜当晚,小分队的第二批货,185箱共37万个医用一次性口罩就已经在路上了。购买口罩的18.5万元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由小分队的多个筹款负责人通过朋友圈筹集完毕。从这次起,小分队组建起了自己的志愿者车队,也引入了更多专业的成员扛起了捐赠的几个关键环节,如医疗物资审核、财务报表登记、医院需求对接等等。

“在我看来,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真正的操作过程比我们能表达出来的难得多。”据Ginger介绍,截至2月1日,小分队总共向医院、急救中心、社区、职能部门共96家,捐赠出约74.6万元的物资,既包括口罩、鞋套、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也有泡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资金主要来自935位个人捐赠者。

虽然小分队对自己的工作很认同,但一开始,身边不乏质疑他们从事民间捐赠必要性的声音。“我妈妈的原话是觉得我太强出头了,最开始的日子,我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不停地在沟通、协调、解决问题。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不理解,觉得这么多社会资源都被调度来支援武汉,为什么还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来回奔波,整天承担这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

在一线运送物资的车队志愿者

在小分队的成员里,这样的处境很常见。一位叫“啾啾”的志愿者在1月28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由于武汉封城突然,今年她是一个人在武汉过年的。啾啾参与了小分队三个捐赠项目的对接,最累的那几天,她要处理大量的线上沟通,很多时候在恩施的母亲想找她视频通话,她都只有拒绝。“我妈其实有点搞不懂,觉得我每天闲在家里,怎么能忙到连电话都不接,我也没跟她解释太多,他们接触到的新闻说的都是物资得到缓解,至于为什么前线还这么缺,我也解释不了。”

相比把时间花在解释上,Ginger也更愿意做好眼前的实事,“我们相信国家的力量,物资肯定会得到合理的分配。但在这个时间差里,武汉那么多医院,我每天在医院对接群里看到的都是大家缺这个缺那个。”

一位武汉某高校校友会的工作人员多日来一直在为多家医院的医疗物资奔走。他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目前医院的需求和上级部门的统筹分配确实存在偏差。“医院是分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医院在资源分配上的能力有很大差别。”

1月30日,一位在孝感市云梦县负责帮当地医院对接资源的志愿者梦婷,向记者展示了几张她当天在云梦各大医院分发“医疗物资”的照片——这些将被一线医生用以抵挡感染的“护目镜”,从外观上看,更像是普通的黑框平光镜。

志愿者展示一批送到云梦医院作为防护镜使用的物资

“这种眼镜如果按照红十字会的标准是不合格的,你看它四周是空的,不能做到医用要求的密封性。如果这批货捐赠到了红十字会,根据规章,不合格的产品是无法下发的,就会被积压,或被退回。但是对我们来说,虽然达不到医用标准,但总好过什么都没有;再比如现在红会是要求N95级别的口罩,但是对我们这的医院来说,医生用的都是一次性医用口罩,我们不要求N95,能弄到N90就已经很珍贵了。”梦婷想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让医生不至于完全“裸奔”,二是对大家想方设法买来的物资负责。

在另一个同样致力于为武汉周边县市捐赠物资的志愿者群里,记者看到管理员在群公告里写道,“此群直接对接县市政府,能将物资有效对接到一线,进行闭环组织”,“宗旨”是“有效组织协同、让爱正确落地”。某种程度上,这道出了民间捐赠者的一种普遍诉求——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条通路的高效畅通,找到合适的物资,然后将它尽快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打通一条条捐赠之路

王言觉得很难受。

他购买的一批12万个口罩1月26日就从河南新乡出厂了,但直到1月30日,货依然停在提货点无法动弹。这批货王言原打算定向捐往自己老家,也是这次疫情极为严重的湖北省孝感市,但因为河南封路,运货的司机即便拿有孝感市政府的公函,也无从突破。

这并非王言一人之困。在记者所在的另一个志愿者群里,同样有人遇到了货物滞留的问题,不同于王言的口罩,后者被困的是一批防护服。1月28日,这位志愿者在群里提醒大家,“国内各省的合格供应商已被当地政府征用,都是优先保障本地,如发生跨省供货,极大可能被拦下。” 

“我等得起,医院的人真等不起。”王言的小姨就在孝感市四医院工作。据他了解,四医院的医生“口罩都是戴两天才换,N95一个都没有,真的是没东西可用了。”王言在成都等得心焦,若不是疫情严重,他可能早就冲到河南去了。 

“武汉口罩小分队”的志愿者车队在搬送捐赠物资

他这些天一直在想办法,为此拉了好几个群。他把这个过程比作小时候玩的一款名叫“西游记”的游戏,“就像西天取经一样,每到一个关卡要上书你的入关申请函,给你盖完章确认无误之后,你才能过,接着是下一关,然后再下一关。”除了“通关困难”,王言遇到的问题还有很多。

因为从事的是餐饮业,他之前并无辨别医疗物资的经验。1月22日,他为捐赠购买的第一批物资就遇到了假货。货源是朋友介绍的,对方宣称自己是省医院的医疗器械供应商。王言一次性下单了5000个,成功把价钱从2.8元一片压到了两元一片。可收到对方的闪送拆开一看,他才发现上了当。口罩明明是没见过的小品牌,外面却套着3M的包装盒。王言在网上一查,得知这种口罩常用于美甲店,平时进货价大概在几分钱上下。那是王言第一次遇到假货,他气愤地把货退了回去,可是承诺的退款却一直不见踪影。

1月30日这天上午,还在为河南那批口罩苦恼的他,终于报警举报了之前的假货贩子。报警是忍无可忍的结果,他发现那个假货贩子不仅在其他群里继续行骗,还对此洋洋得意,“当时我们两块钱退的那批假货,现在都卖到四块了,明明是劣质的东西,你卖给一些不懂的人,大家就戴着出去了,以为自己安全了,那不是害了更多人吗?”

海外的华人捐赠者也会遇到把关货源的困难。23岁的荆州姑娘迪奥岑最近一直在协助海外华人捐赠者,她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早期很多海外华人得知国内医用物资短缺,去店里扫货,看到3M就全都买回来,但他们不知道很多型号达不到医院需要的防护级别;后来,政策又要求捐赠物资必须三证齐全(三证即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检测报告),很多海外的朋友事先不了解情况,也不会找商家或厂家索要这些证件;除了三证,还要查剩余使用期限、是否符合国标,以及海外标准和国标的对标问题等等。

“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大量的海外捐赠就会被积压或者待核实。”迪奥岑说。

迪奥岑之前从事编剧行业。1月23日,她和一些孝感、黄冈等武汉周边乡镇的朋友一起组建了旨在帮助武汉以外周边城市的互助群,后来该群扩充,起名“燃灯计划”。迪奥岑在群里负责海外协助,主要是帮群里的海外捐赠者审查货品资质,也寻找一些海外证件齐全的货源,为想要募捐的群友提供一些可靠的海外采买渠道。迪奥岑所在的荆州已于1月24日宣布封城,但这不影响她在互联网上协助天南海北的捐赠者将爱心落地,“算不算围城内的朋友在帮围城外的朋友?” 

迪奥岑所在的“燃灯计划”截至1月31日已有接近400个群友,核心领导小组有着明确的分工,除了负责“运力调度、海关、律师协助”的迪奥岑,还有几位成员分别负责“海外大宗物资采购”、“医院对接志愿者负责人、调度”、“物资标准及指导价”、“武汉市内运力维修”以及“北美留学生组织协助”,在此之前,他们的身份是创业者、公司高管和自媒体人。

相比单枪匹马的个人捐赠者,这种有着相对清晰责任划分的组织往往运转更顺畅,可以调动的成员资源更多,更容易打通并维系住一条可循环的通路。这也是一周以来,这些从无到有的民间捐赠团体开始走向专业化和集约化的原因。

要实现和维系一条通路,很多时候,考验着捐赠者的变通力。

以迪奥岑所在的“燃灯计划”为例。因为目前包括顺丰等物流渠道在湖北省内已不向武汉市外的其他县市配送,许多驰援县市的物资都在物流上遇到很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燃灯计划”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即通过在武汉建仓,然后再分发省内其他县市。

他们在武汉周边包括荆州、鄂州、孝感、随州等县市争取到了七个片区仓储资源的支持。目前这一通路已经打通,可以免费向有需要的捐赠者提供物资存放和中转配送协助,“但我们还是更希望能够有直达其他仓库通道的,这样更节省时间。”

变通力之外,捐赠组织在资源调配上的能力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目前国内医疗物资普遍吃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寻找海外货源,要将大量海外捐赠在最短时间内送到医生手上,往往需要更大范围的人脉、资源调度及社会协作。“政策是死的,好人是活的”,一位志愿者这样描述这场社会协作得以成立的逻辑。

1月31日下午,由武大和华科北加州校友会联合国际直接援助组织Direct Relief捐赠的共2.5吨医疗物资从旧金山成功运抵武汉协和医院,这批物资包括2.75万双医用手套、4000件隔离服和20万个外科手术口罩。

由WuhanUnited(武大和华科北加州校友会)联合国际直接援助组织(Direct Relief)捐赠的物资到达协和医院后,当地的对接团队和协和医院的医生的合影

事实上,就在物资抵达的前一日,负责协和医院物资统筹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南方人物周刊证实,协和的物资储备最多只能支撑一天半,大部分科室的物资都无法覆盖。北加州校友会的这批物资解了协和的“燃眉之急”。

在这场全民互助的“战场”上,来自武汉高校的校友会一直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相比众多因疫情而聚集和搭建的志愿组织,校友会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其分支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校友可调动和连接的资源相对广泛;又因为跟武汉的特殊联系,让他们更能获得来自武汉本地的接应。

不过,对这些拥有更高起点的捐赠组织来说,要让物资早日送到医生手上,挑战依然不少。

武大北加州校友会副会长Harry Wang是这次捐赠行动的发起者之一。据他介绍,参与这次捐赠行动的武大和华科北加州校友包括硅谷科技公司工程师、大学教授及医疗工作者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一开始的困难是货源,我们的思路是直接找NGO和一级供应商。我们联系了很多家,许多校友奔走其中,最后达成了跟Direct Relief的合作,他们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曾对华捐助大批救援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医学专业的校友也花了大量时间和协和医院反复确认,保证医疗物资符合疫情急需和医疗标准;然后是运输渠道,团队联系了很多家物流公司,最后是美国联邦快递(FedEx)同意为我们提供免费国际运输,中国邮政免费负责国内物流。”

有了航班,接下来要成功把货运回武汉,还需要捐赠方、承运方、接收方、海关以及报关公司五个单位准备大量的文书材料。

“当时湖北省的政策是所有海外及外省援助都必须经过红会或者慈善总会的备案和调配,我们做了大量复杂的协调,包括学校、医院、海关各方面都参与进来,最终我们通过湖北省人才局、省侨联和湖北慈善总会对接,拿到慈善总会的批文,医疗物资可以直接送到医院,整个过程也算是特事特办。”

1月29日凌晨,运送物资的飞机抵达广州,完成清关手续后到达中国邮政广州转运中心,在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护送下,这批货终于在31日下午运抵协和医院。“这样我们才算是把这件事做成了。”

为了能更及时地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和协调工作,Harry Wang及另一位校友留在了北京和武汉。在他看来,特殊情况下确实有些混乱,甚至会有些努力无门的感觉,但其实处在各环节的人能互相理解彼此的难处,“我们终究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推动下去。”

为医院送完物资后,“武汉口罩小分队”捐赠志愿者的手

“每个人都是需要爱的”

1月30日晚,Ginger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飞机舷窗的照片,“消息8小时后回。”在远程组织八天后,她终于返回武汉了。落地之后几乎没顾得上倒时差,她就加入了一线的送货队伍。1月的最后几天,他们的定点捐赠医院又多了许多武汉市的社区医院。

“大批医用产能被集中接管后,目前我们还能找到的主要是一些民用级别的口罩或者医用外科口罩,有些无法满足一线医院防护级别的,我们就会送到社区医院。对于怀疑自己感染的病例,武汉市之前是鼓励大家先去社区医院检查基础项目,就近安置,但社区医院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的。如果说一线医院缺的是N95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防护面罩,那下面的社区医疗中心连医用外科口罩和消毒水都缺。”

志愿者将捐赠物资运送到社区医院门口

小分队每天都会把捐赠签收的过程拍成小视频发到群里,同样定期公示的还有捐款的使用明细,这既是接受监督,也是鼓舞士气。

“建群第一天,没看见什么捐赠成果的时候,是有收到过质疑的。后来,我们的捐赠开始落地后,就会在公众号、志愿者群、微博、知乎等各大平台上实时公示我们的各项捐赠明细,这些正向的透明的反馈会让大家更有信任感和认同感。”自媒体人“兔撕鸡大老爷”和迪奥岑一样,也是“燃灯计划”的一员,在组织里负责社群运营,在他看来,这会吸引更多人参与,也会使组织更高效。

信任的根基作用众所皆知,但只有一线的捐赠志愿者知道,为了担住这份信任,他们需要消化的压力。

谢越是武大09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校友,在武大纽约校友会宣传组,负责公号运营和信息发布等工作。1月29日,武大纽约校友会募集的首批捐赠物资已抵达武汉,并打通了点对点配送。因为直接面对公众,他形容自己的角色有点类似“24小时客服”。

“很多国人可能有种惯性思维就是国家会来做这件事,那民间做筹款捐赠,每天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询问和质疑。询问的内容大多是关心钱去哪了,通道能不能打通,这是好事,说明大家都有责任意识。但有些质疑就真的让人非常伤心了。比如有人质疑我们做捐赠是要自我炒作,我们的合法性有问题……”在美工作之余,谢越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处理相关事务,“正能量和负能量都很多,我经常梦到自己被问到各种无法回答的问题。”

谢越的问题,Ginger也曾遇到过。“说实话,压力真的很大。开始的那几天,我每天都很慌、很着急,心脏都跳得很快,连做梦都是在收求助信息。我还要维护团队所有成员的付出,我不希望让他们承受一些不应该的指责。但后来我最大的感受是,人真的不能太在意他人的眼光,不然什么都做不好。” 

深夜将捐赠物资送达医院的“武汉口罩小分队”

Ginger的口罩小分队有自己的心理疏导分群,最初成立是因为有人跟她反馈,每天接受这些扑面而来的信息,感觉快崩溃了。“我们这个分群不做任何物资对接,只做心理疏导,聊的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大家都很关心彼此。每次我来这个群,都会得到放松,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需要爱的。”

心情低落的时候,王言也不禁会反思自己做这件事的价值,“买物资要找关系,走物流要找关系,对接还要找关系,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慈善’么?”但即便有过抱怨,王言并没有停下脚步。在他把记者拉进的五六个捐赠沟通群里,他依然时不时地搬运着各种信息。从自己被骗的经验出发,他还在计划做一个小视频上传到某知名短视频平台上,让更多的人学会识别假口罩的方法。

捐赠志愿者拍摄的武汉汉口火车站

2月2日凌晨,Ginger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十几秒的短视频,视频回顾了小分队成立以来在一线的一些捐赠画面。几个小时前,她刚刚在群里宣布了小分队“不再接受捐赠款项”的决定,经过了十天高强度的连轴转,小分队就要“圆满收官”了,他们目前能找到的物资都已经全部对接到医院了,“我们尽力了。”

虽是“收官”,但小分队并没有真的离场。2月2日晚,南方人物周刊再次联系到啾啾时,她还在忙碌着,广州的一家基金计划向武汉捐赠一万瓶84消毒液,运达后,小分队会帮助他们把这批货送到四家当地的医院。医院的缺口仍在,民间的奔波仍在。

“大家都是人人自危之时,依然散发各种光和热的善良之人,感恩相遇!” 在那段不长的“告别”公告最后,Ginger写道。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中Ginger、啾啾、王言、迪奥岑、梦婷均为化名,实习记者许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