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纠的就业偏见,难改的文凭性别

“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性别视角,没有关注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教育问题。”刘小楠表示,中国可以通过一部涵盖范围较广的平等法或反歧视法来保障跨性别者的权利。

责任编辑:何海宁 实习生 曾楚乔

(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16日《南方周末》)

“(我)在教导处哭得很厉害,觉得以后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了。”小小霏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教导处老师表示同情,但拿不出办法。

“您的能力我们非常认可,但毕竟您有些特殊情况……我们大领导可能比较传统,所以最终没有考虑,希望您不要介意。”

“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性别视角,没有关注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教育问题。”刘小楠表示,中国可以通过一部涵盖范围较广的平等法或反歧视法来保障跨性别者的权利。

小小霏的2019年终礼物,是学信网上一份新学历证书。与旧的相比,新证书有两处更改:姓名与性别。

小小霏是一名跨性别女性。2017年3月,27岁的她用一场性别重置手术,抹掉了身上的先天男性特征。她终于不再与自己的性别为敌。

她给自己取了新名字,申请了新的身份证号码,准备开始全新的人生。但这一切却卡在了学历证书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规定,学历自从统一录入学信网之后,学生就必须在毕业之前更改;一旦毕业,学校不得变更证书内容及注册信息,也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事宜。

历经两年努力,小小霏终于成功修改了学历证书上的性别信息:“我是幸运的,而其他人呢?”

国际NGO亚洲促进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约有0.3%的人口为跨性别群体,但中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尚无统计数据。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本已举步维艰,而难以修改的学历信息让他们的文凭形如废纸,更加剧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困境。

“很多时候,制度的不完善给人的不仅仅是直接的歧视,更可能是无形的影响,让人走向了本可以不那么坎坷的路。”令公益组织彩虹法律团负责人丁雅清感到欣慰的是,自2018年第一个成功案例出现以来,全国成功更改学历相关证明上性别信息的人数已经过百。

“以后是个没有学历的人了”

从孩童时代起,小小霏就无法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10岁时父母离异,小小霏最早是向留过洋的爷爷出柜:“说我应该是个女孩子”。

小小霏偷穿过妈妈的衣服,买过吊带和女孩睡衣,还悄悄吃过激素药物。种种迹象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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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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