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刘和平：从《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
“在思想深度、历史厚度和文学性上，《大明王朝·1566》超过了《雍正王朝》。”刘和平这样比较自己写的两部电视剧。
写《大明王朝》剧本时，刘和平的工作间里有个香案，左边是嘉靖皇帝，右边是海瑞，两幅头像挂在那里。刘和平每天创作之前，先洗手，再燃蜡烛、三炷香、三跪九叩，然后进行创作。
刘和平写作完全靠口述，助手以电脑记录，他需要“思(考)”，更需要“想(象)”：“我眼睛一闭，口述的时候，每个人物都自己出现了。这样的写作状态其实是感同身受。”
他说：“几十年创作让我悟出来，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心的真实是终极的真实。一些懂得历史的观众，开始看纷纷质疑，纷纷责难。说这个不符合史实，那个不符合史实，看到后来慢慢接受，接受了什么，就接受了心的真实。”
在广电总局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小组的审片会上，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大明王朝·1566》把历史剧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刘和平本人，最喜欢的是历史学家冯尔康老先生的评价：“厚道”。因为“厚道”意味着“理解我笔下的每一个人和他们所处的人生困境”。
1月30日，《大明王朝·1566》在湖南卫视上演了最后一幕：因为海瑞上书而把海瑞关进大牢的嘉靖皇帝去世，裕王朱载继位，在狱中闻讯的海瑞大哭，昏倒在地。但刘和平透露，戏还没有完，这46集只是他写的《大明王朝》上部，下部《大明王朝·1567》才是高潮。
海瑞精神超越了任何体制
记者：以往的历史剧会尽量把着眼点放到盛世，比如唐朝、清朝，而且是它的开国、立国、灭亡时期，有矛盾有冲突，戏剧性、传奇性强，但《大明王朝》却把立足点放到了明朝，而且是嘉靖这个疲弱的年代。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刘和平：明朝在意识形态方面，专制理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由于经济发达，人性解放的呼声也十分高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到了明朝进入了两极分化的高峰期。那个时候的人十分矛盾，而且精神人格分裂。尤其是嘉靖的最后这几年。比如在这部戏里，我原来打算把徐文长写进去，那么狂狷的一个大文人，他在胡宗宪的幕府里当幕僚，他本来就神经质，最后精神分裂把老婆也杀了，真正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精神禁锢造成的。
这个时期最能揭示中国封建时代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精神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
记者：这个电视剧为什么定名为《大明王朝·1566》？
刘和平：156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
嘉靖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载继位，几十年来皇室跟文官集团争斗在这一年结束，朝和廷开始区分了，隆庆帝把权力交给政府机构，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升官。因此明朝十七帝中我印象最好的是隆庆。
记者：海瑞并没有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您如何看待被艺术反复放大的海瑞形象？
刘和平：我的作品没有完成，目前播出的只是上半部，下部我一直要写到万历十五年，一直到海瑞死。有一句名言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换一种说法：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康德有一句名言：“人类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精神。”
海瑞这个人严行国家之法，言必大明律例，恪守儒家道统，约束自己，也要求别人遵行。我们不能以海瑞一生干了什么事来衡量他的价值，关键是在那么腐败的社会里，突然有一个清廉正直大公无私的人出现了，他把自己作为人的需求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方，一辈子坚守原则，在腐败面前从不让步，一辈子都在向封建腐败势力宣战。
海瑞的反腐败一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晚年最后一次出山，已经72岁，重病缠身。7次辞官，但皇帝就是不让他退休回家，还专门给他刻了一方印，叫做“掌风化之官”。皇帝都清醒地知道，哪怕海瑞不开口说话，他躺在那儿就行，因为他是清廉的象征。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如果今人对这种精神不屑一顾，都在鄙视它，质疑它，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完了。
记者：海瑞反腐最后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制度问题。他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精神勇气可嘉，仅此而已吗？
刘和平：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健全法治与民主体制，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实际上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民族文化的再造和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这至少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需要民族自下而上的自我觉醒。
记者：当海瑞被删繁就简地重塑为一个反腐符号，他身上浓重的道德色彩又会给来者指引怎样的方向呢？怎么看待他身上的愚、忠？
刘和平：每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海瑞的身上无疑带有浓厚的孔孟儒学的道德色彩，包括人们认为他的“愚”、“忠”。在今天看，去掉海瑞当时所生存的那个历史背景，他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辉，譬如正气、正义、廉洁、自律。这些都已经超越了任何体制的范畴，成为了人类永恒不灭的精神。精神是不死的。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结尾是嘉靖去世，隆庆继位，海瑞出狱，你说过下部将以写到1587年“隆万大改革”过程，有人担心下部会不会落入为新圣主唱赞歌的旧思维中，还是将“帝国的惆怅”一挖到底？
刘和平：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以农业为基础的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手工业经济发达下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新圣主，更无所谓唱赞歌。我也不会落入“帝国的惆怅”的旧套路中去，该弘扬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我没有给人物翻案
记者：在所有的电视剧里，所有的史书里面，皇帝的个性被有意无意抽离掉了，面目呆板，一点也不生动，看上去都差不多。电视剧里嘉靖的驭人之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你是怎么找到嘉靖这个人的个性和特点的？
刘和平：你这个问题特别到位，我始终都是用人生之眼、用文学之眼去看历史人物，这时候文学和史学就分开了，文学的优势就出来了。很多历史剧是编年体的大事纪，受史书影响较大。而这次我想用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再现历史真实。我不去说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什么，而是尽力去说它和他们不是什么。国事往家里写，大事往小里写，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
嘉靖是一个不上朝、龙袍都不穿的皇帝，这是一个不想作为“历史最大的奴隶”的皇帝，他想得自在，想得自由，但他又推卸不掉祖宗和江山社稷交给他的责任。嘉靖靠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
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这个人物你用文学之眼锁定他之后，他绝对就不会是固有模式里那种皇帝形象。
记者：电视剧中，严嵩这个人物也有新的解读，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嘉靖背黑锅，这和很多艺术作品里的形象完全相反。
刘和平：我写的严嵩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只不过这一回我用形象说了出来。电视剧里有一段，嘉靖把严嵩叫去痛斥一顿，大雨倾盆，在雨地上严嵩把严世蕃的伞扔掉了，告诉他：“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个人能够遮风挡雨，那就是我，不是你。皇上呼唤的风雨我遮挡了20年。”
不要忘记“大议礼之争”，不要忘记朱明王朝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都说严嵩能一手遮天，他遮谁？不是他劝嘉靖到西苑去的，而是嘉靖自己躲到西苑去的；不是严嵩劝他去炼道修玄的，是嘉靖自己去炼道修玄的，为什么不看到这些东西呢？何况严嵩执政，还有一个强力牵制内阁的机构在，所有的公文，没有司礼监里面的那个批红都是废纸一张，严嵩怎么一手遮天？遮不了的。所以说真正暗操独制的是嘉靖，严嵩也不是什么大奸臣，历史本来的面目是这样的。
你想，严嵩再坏，因为嘉靖的一句话就倒了，因为他另一句话儿子就被杀了，家也被抄了，而且多数归于皇室。
记者：你的电视剧老是在翻案，为什么？
刘和平：其实有一种呼唤，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不是说我自己狂妄和冒昧，我想在这两句话后面再加上一句，“清醒之认知”。今天的社会已经给你提供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么一个环境了。但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这两个东西，是清醒之认知。尤其是我们这些人，你既要清醒地认知当下，也要回过头清醒地认知历史，历史是有很多偏见的。不能说我总在翻案，只能说我在不断地试图探索历史背后的真实。很多人看我的作品总觉得有很强烈的现实观照，我说不是，因为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我绝对没有影射，你看我写的作品，哪一件事、那一句话不是明朝人做出来的？说出来的？或者是能做出来的？能说出来的？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我们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是吧？每一代人他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远近而已。
记者：《大明王朝》吸收了哪些史学界的成果？
刘和平：我的文学创作背后有许多支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史学界研究成果的支撑。譬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等明史专家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明朝制度和明朝文化的学术成果。还有我的老师如刘泽华先生和冯尔康先生，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明清史，他们在我写《大明王朝》时都直接给予了我很多指导。正是有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在前，才有了《大明王朝》的文学成果在后。因此再大的艺术虚构我都有底气。这就像练武术的人，有了内功，十八般兵器使来都能得心应手。我不怕别人说我的作品不符合史实的原因也就在此。
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
记者：为什么说《大明王朝》超过了《雍正王朝》？
刘和平：在写《雍正王朝》时，我对帝王的认识还停留在托尔斯泰那个哲学命题上：“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但当我再来认识嘉靖皇帝的时候，我发现“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了。改编《雍正王朝》时我必然要受到小说的制约，而创作《大明王朝·1566》时我已经能够做到“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苏东坡语)。
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进入这么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也没有什么提纲，写完第一集，自己不知道第二集是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我原来是想从现在的第一集写到万历十五年海瑞去世，但突然发现，写到嘉靖时，就已经接近50集了。这样《大明王朝》就只能分为两部了。下部中海瑞最大的敌人是张居正。张居正要推行新政，要发展商业经济、增强国力，但为此丧失很多精神和伦理道德，海瑞一方面也想推行新政，一方面却坚持道德原则毫不退让，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没有谁对谁错。这就好比一个人站在山顶上，一个人站在山脚下，在各人的眼中，对方同样渺小。
记者：如果这个电视剧没有中纪委的推动，你还会写吗？
刘和平：我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是一句话，作为观众，你自觉地先忘记这个背景，再来看这个作品，它是不是能感动你，让你起共鸣？如果是的话，没有人倡导它也会出来，可能不是现在出来，会晚个一年半载出来。
中纪委认为除了鲜明的反贪污腐败，这个电视剧还讲了我们这个民族许多做事的准则和做人的道理，他们认为应该让各级党委政府官员看看这个电视剧，应该怎么样去做官，应该怎么去行使手里的公权力。
记者：为什么你总提“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
刘和平：现在可以称之为图像文化时代。受众最多的艺术就是电视剧，其次是电影。至于舞台剧、音乐、文学等那些艺术都被边缘化了。其实，商品经济时代，各个方面也都需要文学，而文学自己就是不进去。
今天我们的影视艺术最缺的就是文学，凡是用成功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它的票房和收视率往往很高。
中国和其他国家还不同，电视剧取代了中国几百年来的戏剧，成为大众需求最大的艺术形式，它正在慢慢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电视艺术要主动地与文学联姻，文学也要自觉地进入电视剧领域，不要自作清高，将其视为快餐文化。《大明王朝·1566》也算一次文学和影视艺术联姻的尝试吧。
写《大明王朝》剧本时，刘和平的工作间里有个香案，左边是嘉靖皇帝，右边是海瑞，两幅头像挂在那里。刘和平每天创作之前，先洗手，再燃蜡烛、三炷香、三跪九叩，然后进行创作。
刘和平写作完全靠口述，助手以电脑记录，他需要“思(考)”，更需要“想(象)”：“我眼睛一闭，口述的时候，每个人物都自己出现了。这样的写作状态其实是感同身受。”
他说：“几十年创作让我悟出来，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心的真实是终极的真实。一些懂得历史的观众，开始看纷纷质疑，纷纷责难。说这个不符合史实，那个不符合史实，看到后来慢慢接受，接受了什么，就接受了心的真实。”
在广电总局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小组的审片会上，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大明王朝·1566》把历史剧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刘和平本人，最喜欢的是历史学家冯尔康老先生的评价：“厚道”。因为“厚道”意味着“理解我笔下的每一个人和他们所处的人生困境”。
1月30日，《大明王朝·1566》在湖南卫视上演了最后一幕：因为海瑞上书而把海瑞关进大牢的嘉靖皇帝去世，裕王朱载继位，在狱中闻讯的海瑞大哭，昏倒在地。但刘和平透露，戏还没有完，这46集只是他写的《大明王朝》上部，下部《大明王朝·1567》才是高潮。
海瑞精神超越了任何体制
记者：以往的历史剧会尽量把着眼点放到盛世，比如唐朝、清朝，而且是它的开国、立国、灭亡时期，有矛盾有冲突，戏剧性、传奇性强，但《大明王朝》却把立足点放到了明朝，而且是嘉靖这个疲弱的年代。你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刘和平：明朝在意识形态方面，专制理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由于经济发达，人性解放的呼声也十分高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到了明朝进入了两极分化的高峰期。那个时候的人十分矛盾，而且精神人格分裂。尤其是嘉靖的最后这几年。比如在这部戏里，我原来打算把徐文长写进去，那么狂狷的一个大文人，他在胡宗宪的幕府里当幕僚，他本来就神经质，最后精神分裂把老婆也杀了，真正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精神禁锢造成的。
这个时期最能揭示中国封建时代历史本质的真实、历史精神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
记者：这个电视剧为什么定名为《大明王朝·1566》？
刘和平：156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明朝的特点是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
嘉靖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裕王朱载继位，几十年来皇室跟文官集团争斗在这一年结束，朝和廷开始区分了，隆庆帝把权力交给政府机构，起用了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一死他第一个就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升官。因此明朝十七帝中我印象最好的是隆庆。
记者：海瑞并没有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您如何看待被艺术反复放大的海瑞形象？
刘和平：我的作品没有完成，目前播出的只是上半部，下部我一直要写到万历十五年，一直到海瑞死。有一句名言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们换一种说法：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康德有一句名言：“人类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精神。”
海瑞这个人严行国家之法，言必大明律例，恪守儒家道统，约束自己，也要求别人遵行。我们不能以海瑞一生干了什么事来衡量他的价值，关键是在那么腐败的社会里，突然有一个清廉正直大公无私的人出现了，他把自己作为人的需求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方，一辈子坚守原则，在腐败面前从不让步，一辈子都在向封建腐败势力宣战。
海瑞的反腐败一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晚年最后一次出山，已经72岁，重病缠身。7次辞官，但皇帝就是不让他退休回家，还专门给他刻了一方印，叫做“掌风化之官”。皇帝都清醒地知道，哪怕海瑞不开口说话，他躺在那儿就行，因为他是清廉的象征。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如果今人对这种精神不屑一顾，都在鄙视它，质疑它，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完了。
记者：海瑞反腐最后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制度问题。他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精神勇气可嘉，仅此而已吗？
刘和平：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健全法治与民主体制，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实际上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民族文化的再造和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这至少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需要民族自下而上的自我觉醒。
记者：当海瑞被删繁就简地重塑为一个反腐符号，他身上浓重的道德色彩又会给来者指引怎样的方向呢？怎么看待他身上的愚、忠？
刘和平：每代人都在重新解释历史。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海瑞的身上无疑带有浓厚的孔孟儒学的道德色彩，包括人们认为他的“愚”、“忠”。在今天看，去掉海瑞当时所生存的那个历史背景，他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辉，譬如正气、正义、廉洁、自律。这些都已经超越了任何体制的范畴，成为了人类永恒不灭的精神。精神是不死的。
记者：《大明王朝·1566》的结尾是嘉靖去世，隆庆继位，海瑞出狱，你说过下部将以写到1587年“隆万大改革”过程，有人担心下部会不会落入为新圣主唱赞歌的旧思维中，还是将“帝国的惆怅”一挖到底？
刘和平：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以农业为基础的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手工业经济发达下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新圣主，更无所谓唱赞歌。我也不会落入“帝国的惆怅”的旧套路中去，该弘扬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我没有给人物翻案
记者：在所有的电视剧里，所有的史书里面，皇帝的个性被有意无意抽离掉了，面目呆板，一点也不生动，看上去都差不多。电视剧里嘉靖的驭人之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你是怎么找到嘉靖这个人的个性和特点的？
刘和平：你这个问题特别到位，我始终都是用人生之眼、用文学之眼去看历史人物，这时候文学和史学就分开了，文学的优势就出来了。很多历史剧是编年体的大事纪，受史书影响较大。而这次我想用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再现历史真实。我不去说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什么，而是尽力去说它和他们不是什么。国事往家里写，大事往小里写，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
嘉靖是一个不上朝、龙袍都不穿的皇帝，这是一个不想作为“历史最大的奴隶”的皇帝，他想得自在，想得自由，但他又推卸不掉祖宗和江山社稷交给他的责任。嘉靖靠着从老庄那里学来的智慧，认为既然上天选择他当皇帝，他就当皇帝，但个人生活要自己来掌控。他在做皇帝和做人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生存点———“无为而无不为”。
嘉靖是经历过“大议礼之争”的皇帝，深深知道一旦手里有权，就要面对天下责任，掌握利益分配，这个权力背后其实是骂名，也就意味着每天的日子都过不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政治体制，真要勤政24小时不睡觉也做不完，还是要懂得“甩手大掌柜”的道理。他的不上朝只是形式，他知道“不可名言”的含意，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比如拿一件东西给朝臣，让他们去揣摩圣意，作为皇帝，他从中也得到乐趣。这个人物你用文学之眼锁定他之后，他绝对就不会是固有模式里那种皇帝形象。
记者：电视剧中，严嵩这个人物也有新的解读，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嘉靖背黑锅，这和很多艺术作品里的形象完全相反。
刘和平：我写的严嵩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只不过这一回我用形象说了出来。电视剧里有一段，嘉靖把严嵩叫去痛斥一顿，大雨倾盆，在雨地上严嵩把严世蕃的伞扔掉了，告诉他：“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个人能够遮风挡雨，那就是我，不是你。皇上呼唤的风雨我遮挡了20年。”
不要忘记“大议礼之争”，不要忘记朱明王朝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都说严嵩能一手遮天，他遮谁？不是他劝嘉靖到西苑去的，而是嘉靖自己躲到西苑去的；不是严嵩劝他去炼道修玄的，是嘉靖自己去炼道修玄的，为什么不看到这些东西呢？何况严嵩执政，还有一个强力牵制内阁的机构在，所有的公文，没有司礼监里面的那个批红都是废纸一张，严嵩怎么一手遮天？遮不了的。所以说真正暗操独制的是嘉靖，严嵩也不是什么大奸臣，历史本来的面目是这样的。
你想，严嵩再坏，因为嘉靖的一句话就倒了，因为他另一句话儿子就被杀了，家也被抄了，而且多数归于皇室。
记者：你的电视剧老是在翻案，为什么？
刘和平：其实有一种呼唤，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不是说我自己狂妄和冒昧，我想在这两句话后面再加上一句，“清醒之认知”。今天的社会已经给你提供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么一个环境了。但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这两个东西，是清醒之认知。尤其是我们这些人，你既要清醒地认知当下，也要回过头清醒地认知历史，历史是有很多偏见的。不能说我总在翻案，只能说我在不断地试图探索历史背后的真实。很多人看我的作品总觉得有很强烈的现实观照，我说不是，因为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我绝对没有影射，你看我写的作品，哪一件事、那一句话不是明朝人做出来的？说出来的？或者是能做出来的？能说出来的？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我们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是吧？每一代人他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远近而已。
记者：《大明王朝》吸收了哪些史学界的成果？
刘和平：我的文学创作背后有许多支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史学界研究成果的支撑。譬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等明史专家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明朝制度和明朝文化的学术成果。还有我的老师如刘泽华先生和冯尔康先生，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个一辈子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明清史，他们在我写《大明王朝》时都直接给予了我很多指导。正是有了史学界的学术成果在前，才有了《大明王朝》的文学成果在后。因此再大的艺术虚构我都有底气。这就像练武术的人，有了内功，十八般兵器使来都能得心应手。我不怕别人说我的作品不符合史实的原因也就在此。
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
记者：为什么说《大明王朝》超过了《雍正王朝》？
刘和平：在写《雍正王朝》时，我对帝王的认识还停留在托尔斯泰那个哲学命题上：“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但当我再来认识嘉靖皇帝的时候，我发现“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囚徒”了。改编《雍正王朝》时我必然要受到小说的制约，而创作《大明王朝·1566》时我已经能够做到“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苏东坡语)。
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进入这么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也没有什么提纲，写完第一集，自己不知道第二集是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我原来是想从现在的第一集写到万历十五年海瑞去世，但突然发现，写到嘉靖时，就已经接近50集了。这样《大明王朝》就只能分为两部了。下部中海瑞最大的敌人是张居正。张居正要推行新政，要发展商业经济、增强国力，但为此丧失很多精神和伦理道德，海瑞一方面也想推行新政，一方面却坚持道德原则毫不退让，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没有谁对谁错。这就好比一个人站在山顶上，一个人站在山脚下，在各人的眼中，对方同样渺小。
记者：如果这个电视剧没有中纪委的推动，你还会写吗？
刘和平：我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是一句话，作为观众，你自觉地先忘记这个背景，再来看这个作品，它是不是能感动你，让你起共鸣？如果是的话，没有人倡导它也会出来，可能不是现在出来，会晚个一年半载出来。
中纪委认为除了鲜明的反贪污腐败，这个电视剧还讲了我们这个民族许多做事的准则和做人的道理，他们认为应该让各级党委政府官员看看这个电视剧，应该怎么样去做官，应该怎么去行使手里的公权力。
记者：为什么你总提“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
刘和平：现在可以称之为图像文化时代。受众最多的艺术就是电视剧，其次是电影。至于舞台剧、音乐、文学等那些艺术都被边缘化了。其实，商品经济时代，各个方面也都需要文学，而文学自己就是不进去。
今天我们的影视艺术最缺的就是文学，凡是用成功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它的票房和收视率往往很高。
中国和其他国家还不同，电视剧取代了中国几百年来的戏剧，成为大众需求最大的艺术形式，它正在慢慢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电视艺术要主动地与文学联姻，文学也要自觉地进入电视剧领域，不要自作清高，将其视为快餐文化。《大明王朝·1566》也算一次文学和影视艺术联姻的尝试吧。
1998年“小燕子”在湖南卫视闹，《雍正王朝》在央视热，9年后，湖南卫视首播了《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