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 有一说一的“哲学农民” | 2018魅力人物

https://v.qq.com/x/page/i0808w26r9t.html?start=4

▲孙周兴在2018魅力人物致敬盛典后接受本刊采访

别克致敬2018魅力人物 | 孙周兴

历时六年，30卷 《海德格尔文集》 于今年6月正式出版，中文世界海德格尔研究终于有了完备的文献积累，主编孙周兴居功至伟。“孙译海德格尔”独树一帜，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深刻影响中国知识界。而他并未止步于此，循着现象学的脉络，转向尼采研究，艺术哲学、技术哲学多点开花，探望未知的未来世纪。在象牙塔内，他用规则保障学术自由，用行动捍卫学术尊严，创造着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8年12月1日，孙周兴（右）领取2018魅力人物奖项

孙周兴过去常说，尼采“太野”，还是喜欢海德格尔的沉稳，更合他的心性。但走出书斋，公共领域中的他，更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有时候，他清晰地看见巨人的模样；有时候，那形象加速度膨胀，看不真切，让人无力抵抗。艺术和神秘，遂成最后的堡垒

农民

同济大学云通楼，最早是经管学院地盘。一个长方体连接一个圆柱体，法国人的设计，孙周兴觉得蛮好。人文学院搬进来后，一众师生最喜五楼露天中庭，一度兴致勃勃说要在这儿种菜。十多年过去，菜是一天没种，木栅栏隔起的方寸之地，落得杂草丛生，庭院荒芜。倒也不失为野蛮生长的自然之风。

曾有好事网友指着大楼内部的旋转结构，猜测“云通”有“平步青云”的意思。2006年同济百年校庆那会儿，孙周兴主持的校园建筑命名方案要是成了，赤峰路南校门这一侧，就该是“阳明”对着“歌德”（人文学院对面中德学院）了。八年后有过一次重启讨论，到底还是不了了之，留下“彰显大学之道，汇通中西文化精神”的初衷，搁在方案设计书开篇。

“农民”是个他常挂嘴边的词儿，自我解嘲调侃他人两相宜。公开演讲，不管是吐槽自己的绍兴口音，还是看不惯别人的套路，都大可盖上“农民”的戳记——在他来说，农民嘛，好坏都有，就是个“中性词”。

“国人还是脱不了农民腔，现在不少人说西方完了，马上轮到我们中国人了，只有儒家能救世界了。不能这样想的。现在文化现实依然是欧洲科学文明决定。正是因为他们的主导性，当代思想才说要寻找多样性，在科技工业之外开辟新的思想可能性，因而关注东方。这个时代需要多元思想，我们也应该采取开放的姿态。”

孙周兴是1960年代生人。绍兴老家留给他的童年记忆，只有山村夜间的狗吠、不充足的口粮和墙上反复涂抹的标语。第一年没考上中专，母亲让他去学泥水匠，已经拜了师，但他要求复读一年，临近高考胸前被毒蚊子咬了个包，严重到撑破后背，高烧不退，却意外让他超常发挥。数学三道大题不会，如有神助地写下正确答案，中间毫无论证。考分足以任挑大学和专业，他填了浙大地质系。

1984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矿业学院教书，对本专业兴趣寥寥，日子也乏善可陈。昔日的校园诗社青年，连诗都写不下去了。在图书馆翻看60年代旧杂志，偶然读到北大熊伟先生翻译的《论人道主义的信》，孙周兴开始惊异于哲学的奥妙。这篇海德格尔写给崇拜者的信，批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标志着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其中已透露出其有关“遮蔽-解蔽”的存在本质的玄思。

也正是这篇文章，开启了孙周兴与熊先生的通信。孙周兴发狠自学德语，考上浙大哲学硕士，毕业论文解读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熊先生只用了一句话评阅，表示“足供论文得以通过”，私下却来信指出几处十分细微、不易发现的错讹。孙周兴论文中提到一本海氏遗著，以为尚未整理出版，80高龄的熊先生亲自跑去复印给他寄去。

熊先生曾留德，亲聆海德格尔授课，却不愿自称其门生。去世前，这位中国海德格尔研究奠基人对学生陈嘉映等人说，“孙周兴是我的学生。”他在孙周兴身上留下的影响，是诗与思的通达之境，是课堂上和学生拿着自己的译文逐字推敲研讨。

想起浙大导师刘锡光先生，孙周兴也悲叹不已。刘先生讲学神采飞扬，吸引一众理工学子，落笔表达却逻辑不清而难解。他后来才惊讶地得知，刘先生曾在离他家不足五公里的采石场劳动，说不定他曾经路过并见到他，还骂过几声“臭老头”。熊先生也几乎是“述而不作”，二人都堪称时代悲剧下的“失语者”，错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

海德格尔是当代国际显学，著作和二手文献汗牛充栋。如今放在汉语学界，孙周兴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之一。除了最早的《存在与时间》，海氏著作大多数中译本出自他手，“孙译海德格尔”名声远扬。

同济人文学院教授张永胜写过一篇《哲学农民孙周兴》，正是借这个词称道他在哲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且不说他的这个‘夫子自道’与海德格尔对大地和农人的推崇有无关系，农民性格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邪，同时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 

今年6月，历时六年组织编译出版的30卷总计1100万字的《海德格尔文集》发布。孙周兴办公室的墙脚堆了一排，“中文世界的海德格尔研究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文献积累，从而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讨论基础，我们最多再补个十卷就够了。”一些年前，他在德国克劳斯特曼出版社看到总编书架上日本海氏译著占了三格，而中文译本却只有几本，羞愧难当，现在中文版总算也能放满一格书架了，也是对熊先生的告慰。

“德语太难了，我还是没学好。”孙周兴自谦。工作任务还剩一套《尼采全集》，“海德格尔算是大概把握了，也只能说是大概，尼采还得深入，要进入一个领域不容易，每个领域都至少得花十几年功夫才行……”张永胜于是说，“像孙周兴这样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哲学农民’，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大概还真就他这么一个。”

未来

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手，论哲学译著，孙周兴在中国可能是数一数二的，读者也最多。1996年他出版《海德格尔选集》（两卷本）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后来成为学界外国哲学著作引用率第一名。目前，《海德格尔文集》商务印书馆首印4000册已告售罄。

在电脑前摆弄学术翻译，曾是孙周兴最大的“快感”来源，因为有种平安的感觉。在他眼中，反复敲打词语，纯属“职业良心”。他推崇鲁迅先生所说的“硬译”，留下“本有”（Ereignis）、“集置”（Ge-stell）、道说（Sage）等等生词，汇入哲学常用语库。

如今他保持着每天写作的习惯，翻译则偶尔为之，新技术开始动摇他对这项事业的热情，“有人说，孙老师我们还等着读你的翻译呢，我说对不起啊我马上不译了，这个时代马上过去了，我跟机器人怎么斗？”

“现在是专业和专家时代，一般人会守住自己的地盘不放，成了某某或者什么专家。我如果能做好海德格尔和尼采研究，应该也差不多了。这时候再去拓展什么，实在是不无冒险的。没想到我接着去搞艺术哲学，现在又搞技术哲学去了。”孙周兴笑说，“千万不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德国哲学权威，海德格尔、尼采权威，那很傻啊。”

顺着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路，他提出“未来哲学”，简而言之：哲学在“完成”意义上达乎“终结”的过程，与技术工业的扩张一体。艺术和政治将代替哲学和宗教，和技术一起成为时代决定性的命题。未来哲学首先是一种科学批判，必然要与艺术联姻。

最近，他刚刚和一家高科技企业合作，在浦东张江成立一个未来研究机构和艺术空间，预计每年举办一次“未来哲学论坛”，预计一年搞六到八次研讨会，八个展览，他一个晚上就把主题给编了出来。11月23日开幕的首届未来哲学论坛，请来斯蒂格勒等欧洲哲学明星，还有生物技术专家裴刚院士和人工智能专家陈小平压阵。孙周兴正考虑去某个机器人实验室学习两个月，加深对技术前沿的理解。

他两年前出版的一本解读尼采思想的专著，被他取名为《未来哲学序曲》，副标题是“尼采与后形而上学”。他希望接着尼采来思考未来。

“现代大学制度问题繁多，实际上演变成一种无奈的抵抗。对个人来说，更多是对日常生活的无聊、重复、无意义的抵抗。尼采说，我们每天都在重复，why，彻底一点来说没意义，哲学要论证这个过程，这个论证本身也是一种抵抗。人生很多面向，都有抵抗的主题和要求，对学哲学的人来说可能更强烈。”

孙周兴过去常说，尼采“太野”，还是喜欢海德格尔的沉稳，更合他的心性。但走出书斋，公共领域中的他，更像忍不住要戳皇帝新衣的顽童、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我算是善于抵抗的人。但我有绍兴人的特点，打不过赶快跑。（笑）虽然嘴上说，等我脱件衣服再跟你打。”

孙周兴   图 / 彭辉

肉搏

采访这天，孙周兴一身深蓝衬衫牛仔裤，一件皮衣外套。常戴的白色贝雷帽，压过眉梢。单眼皮和眼角向下耷拉，躺在阴影里，略一严肃，似有睥睨万物的神气。帽子遮掩下的头发，同胡茬一般短，灰白相间如两块山水相隔的盐碱地，又为他素有的粗犷加上一分。

更年轻时，他披着一头过肩长发，乌黑、浓密、微卷，朋克气场更足。几年前他还会跟人“打架”，通常因酒兴而起，唯有一次是为一位受压制的年轻教师出气。

“学术的本质是自由，应该有一套与之相应的管理方式。”当院长11年，孙周兴最得意的，就是建立起一套教授治校的学术民主规则。一个教授委员会对接学校层面七八个委员会，决定人事、职称评定等重大事项，院长也只有一票，因此从没有教师给他递烟送酒。这听起来很荒谬：好像行事粗放，但又特别在意规则。

孙周兴说，绍兴人的性格综合鲁迅的阳和周作人的阴，他两点都沾一些，被朋友评价为：外表粗犷，做事却细腻周到。他写绍兴“师爷鼻祖”徐渭，证明文化基因里内在的刚烈性格。“现在的人没血性。”孙周兴觉得无趣，别说被“打”的人不还手，与他同一战壕的人也不帮架。

去年年初，他在个人博客上踢爆核心期刊（“C刊”）合作互相引用以提升“影响因子”的潜规则，戏言将按“市场规则”对其主编的《同济大学学报》进行整改。早在2012年，有同行邀请座谈共商“合作引用”大计，他果断拒绝，回头就发了文章批判。但荒诞之事不绝于耳：一个大学两本杂志办公室门对门互相引用；一个省的十家学报形成省内引用同盟，于是全成了C刊；一些杂志一条引用甚至内部标价500元。

“为什么人文学者对今天的技术时代没有反应？”孙周兴转而体恤当今学人，“学哲学的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利益的要求，如果连做学术的尊严都没有，那他连最初的梦想都没了，看到的都是虚伪和肮脏。如果整个社会都处于虚假中，大家就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判断一个事物，我们就处于傻逼状态，和今天的技术现实格格不入。”

从那天起他几乎就是在“坐等”自家排位掉出C刊之列。几家同时落榜的水准不低的学报，有一家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做得不好，另外的干脆都不敢吱声。博客里孙周兴大笔一挥“不玩了”，不过主编位子还是坐到了现在。后续影响？“慢慢还是有点吧，他们在做假时得稍微想一想，万一我又出现了怎么办？”

孙周兴将在同济的创业史称为“肉搏”，根本问题是一所工科院校的评价体系与人文学科格格不入。眼下让他头疼的是，校方对职称评定用论文数一刀切，文科学者的专著不算数，令学者们有苦难言。“有的人文学者只写书而不写论文，不行吗？”

孙周兴写下一本《欠改革的中国大学》，留下若干思索与实践。从一个人的研究所，到邀请陈家琪教授加入，三年时间完成硕博点，两人一个往前冲，一个往回拉，性格刚好互补。每当陈家琪叹气，孙周兴就劝他“不要紧张”，慢慢地这成了他的口头禅——与海德格尔所谓“泰然任之”（let be）异曲同工。

拿自己和周边人事打趣，算得上孙周兴不自觉的乐事。不久前的一个周四，一位台湾学者在云通楼报告厅做完报告，孙周兴致谢总结，“难得今天是周末”，在座者无不窃笑。他似有所感，转移话题怪起麦克风来，“同济设备不大好，自从我不当院长以后越来越差……”笑声终于抖落一地。

沉潜

荷尔德林诗云：“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孙周兴的哲学之路充满际遇的偶然，他极认真地说，他的人生轨迹本该是一个泥水匠、包工头、建筑商，搞得好的话今天也在上海，该是他来给高校捐款才对。

六七年前，他当院长时，有几位企业家给学院5000多万的赞助款，多半是冲着他来的，他在学院设立人文基金和理事会，补贴院内学者的囊中羞涩，这才有了人文学院这些年的稳定和发展。他定下一条规矩，凡老师们争取来的赞助，都有奖励。但院长除外。“现在想想有点傻啊，不是自虐么？”

听说获得《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奖项，太太跟他说，应该学习萨特拒领。孙周兴则戏称自己也有虚荣心，“但我当院长时规定，学校里评各种奖，院领导一律不参加，不能与民争利。”

青年时代，孙周兴曾对城市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自比“以进城农民的眼光窥视着城市”。讨厌上街，一进市场就发怵，太太采取各种手段把他拉向闹市商场，若干年后终于放弃了。今年“双十一”刚过，太太网购的快递件在自家门前堆积如山，他哭笑不得，“怎么我们家变货运公司了？”他从中意识到，钱日益化身虚拟货币，待未来社会物质极度丰裕，或将失去意义。

“人，诗意地栖居”被视为海德格尔广为流传的名言，很少有人知道是引自荷尔德林的诗，前一句讲的是“充满劳绩”。孙周兴以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未来世界的斗争，将在无业的普通人和技术专家之间展开，为有没有劳动的权利而斗争。

最近他更感兴趣于尼采的惊人预言：“末人”（最后的人）是对进入技术工业的自然人类之本质的规定，他们被量化、规划、计算，“超人”则是关于未来新人的天才般的预感，他们引导人类文明的方向，重新回归自然。两者之间纠缠着自然与技术的二重性运动，寻找新的平衡。

海德格尔的时代，已经见证自然物和手工物的退出，工业制品丧失个性、千篇一律，人的感知经验逐步落空，基因工程更可能在智力和知识结构上把人拉平，个体扁平化、同一化、集约化，个体自由解放的人类理想，可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面前被消灭。孙周兴感叹，“如何保护个体自由以及让个体有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将变成以后人类文化的一个很核心的命题。”

孙周兴借用海德格尔思想，认为未来哲学要协助唤醒一种神性敬畏，“在一个后宗教的时代里，心灵的神圣之维依然留存，我们依然需要一种‘后神性的神思’。”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共同信仰力量。当技术统治日益主导我们的生活，更应该推进重整全球性个体参与的讨论。正如基辛格最近呼吁的，全球政治家、技术专家、明星人文学者，应该尽快坐下来共同商讨技术的发展方向。

前年辞去院长职务，孙周兴慢慢淡出体制，时至今日，他的焦虑更多源于对未来技术的不可知。“海德格尔所谓‘既惊恐又畏惧的压抑’，以及更后来的所谓‘泰然任之’，也是一个指向阴沉莫测的时代境况的诉求，呼吁着思想之重量与生存之定力。”由此，孙周兴呼吁“一种沉潜稳重的思想姿态”，“为的是告别，为的是期备。”

堂吉诃德面对的风车，正在加速度膨胀。艺术和神秘，遂成最后的堡垒。

多年前，孙周兴便开始涉猎艺术现象学，从瓦格纳到博伊斯再到基弗，串成一条线，均在发掘民族传统神话和神秘主义元素，重新激活当下的神秘感和意义感。这块研究带给他很大刺激。“艺术不再停留在绘画、雕塑等传统样式上，而是被赋予新的要求，就是对技术世界进行抵抗和反思。当代艺术发展了观念艺术，观念艺术就是哲学艺术，新的样式一出来，艺术一下子扩展了，变得很有力量。”

孙周兴印象很深，去年汉堡G20峰会期间，有一个“千人行”（1000 GESTALTEN）的行为艺术表演，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作品。200多个艺术家在网上发起民众参与，共有千人之众，都扮成灰色灰脑的僵尸，在街上走了好几公里，最后脱去伪装。“我想这个作品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没有个性的人，都变成了僵死，你们20个国家元首讨论的政治跟我们有关吗？我们在哪里，我们每个个体在哪里？我们的政治呢？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太有力量了。这就是博伊斯的当代艺术。”

孙周兴说，当机器取代人做重复性劳作，创造性的工作和游戏性的活动还将保留，这里面就有哲学和艺术的用武之地了。“人有些行为是很怪异的，比如我在这儿跟你面对面聊天，我心里其实在想我夫人或女儿，或者别的什么事，我不告诉你，你是不知道的。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大尺度的、跨越性的想象力，这就是创造性活动。人的自由就保持在这种奇思妙想中，这种奇异性是人工智能目前替代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在几年前就说了：人文科学的时代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