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城镇化的四个歧途

在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体制下，谁的人脉广、路子多、关系好，谁的城镇化规划就有可能优先“挤”进国家城镇化规划的“笼子”，以“分一杯羹”。

不少干部根本不相信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他们看来，只要政府想做的事，别说是“人造”几个城镇，就算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也一定会马到成功。

2013年的冬季不太冷，在两个多月里，我利用私人关系与民间资源，乘坐公共汽车深入中西部地区4省6市12县，就城镇化建设问题做专门的社会调查。

本人丝毫不反对城镇化。但通过大量事实的客观分析，我深切感到，不少地方的城镇化建设并不像官方主流媒体宣传的那般绚丽灿烂，而是呈现出不少种瓜得豆、南辕北辙的异化格局。一些地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演绎成一种以行政力量为主体，以财政脱贫致富为动机，以“摊大饼”式扩大外延为内容，以巧取豪夺农村生产要素为手段，以单纯追求GDP和城镇化率为标杆的“造城”运动。

我十分担忧：这种违背中央关于城镇化“路线图”的错误行径，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恐怕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断积累与持续恶化，将来之不易的改革与发展局面带入歧途，拖进陷阱。

歧途之一：化解过剩的“灵丹妙药”？

中国的城镇化并非从今日始，是与高速工业化形影相随。但由于以“分灶吃饭”为核心内涵的财税管理体制，以“GDP论英雄”为价值取向的干部管理体制，导致各个地方产业布局重叠、项目建设重复，产能过剩问题也逐渐显露。这种制度型和结构性的“痼疾”日趋严重，就算没有国外经济“风寒”的侵袭，也迟早会引发大批企业亏损和倒闭，进而迫使发展放缓、政府财政税费减收、社会就业岗位不足等一系列“毛病”。

然而，每当危机来临，以稳定为核心的政治诉求，使决策者因种种顾虑很难“壮士断腕”，总是对“诸侯经济”的畸形发育“息事宁人”，甚至采取刺激增长的重大财政货币政策。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四万亿”等宏观战略决策，尽管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但也明显包含了为解决产能严重过剩这一良苦用心。转变发展方式的“警棍”每次都被高高地举起，又被悄悄放下。

如今国际金融危机溅起的“祸水”还在横行，通过出口拉升国内经济的空间已越来越狭窄。由于传统的增长路径步履艰难，再依靠财政货币的宽松政策来刺激投资则势必潜伏更多风险。当前形势是：不仅钢铁、有色、化工、水泥、汽车、造船、机械制造等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已非常严重，而且还在向电子信息、光伏、纺织等轻工业领域众多行业快速延伸。

怎么化解风险？迷津茫茫，城镇化建设逆势而行，不仅每年为GDP的递增幅度贡献了2.71个百分点，而且还在拯救产能过剩和保增长、扩就业、增税收、惠民生等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2000年，我国的城镇人口仅有4.6亿人，城镇化率则为36.2%。2012年末，城镇人口飙升到7.11亿，城镇化率高达52.57%。平均每年增长1.5个百分点，好比“神十”上天，全世界无不为之瞠目结舌。发达国家耗费了一百多年才勉强实现城镇化，我们仅花了四分之一时间。

亮点纷呈的城镇化，既坚定了人们瓦解当前经济危机的雄心，也展示了国民经济跨越发展的璀璨光景。不少“资深专家”争相放胆宣言，把城镇化建设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引擎。

中部某大型钢铁公司一位高层干部告诉我：“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相关企业普遍亏损。2011到2012年间我们重金砸下390个亿，买了几千亩丘陵荒地搞养猪养鸡种菜以求转型，多数干部职工痛心疾首，斥责之声至今未断。现在中央号召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我们特别高兴。只要城镇化每年保持1%以上的增速，不仅是钢铁行业，包括很多领域的过剩产能都会起死回生。”

作为政府“喉舌”，当前各种主流媒体对城镇化正能量的宣传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久而久之，一个铁证如山的逻辑判断便自然得以形成：城镇化就是有效拯救产业过剩、防控经济下行、促进GDP增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制胜法宝”。凡接受过我采访的领导干部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城镇化好比一台功率强大的“发动机”，甚至就是一辆势不可挡的“火车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