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报道： 1999 她们死在列车上
“雪英姐头发蓬乱，满脸是汗，右腮有一道明显的鞋印，嘴角有一丝血迹，嘴唇发青。我用手试她的鼻息，还有呼吸，就大声哭喊：‘丽真姐，咱姐晕倒了，快点去喊列车员来救人！’”
(1999.03.12)
４个打工妹年轻而温热的躯体在乘客和同伴的呼救声中，在列车长、两个列车员和一个乘警的漠视中慢慢冷却，微弱的呼吸渐渐停止。
如果及时救治，她们年轻的生命都有机会得到挽留。
但最终，她们的亲人只拿到了四份死亡名单：
邵雪英，２５岁，未婚，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邵山村人；
贾冬梅，２１岁，未婚，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贾明山村人；
冉庆菊，２２岁，未婚，山东省成武县智楼乡冉楼村人；
穆文娟，２０岁，未婚，河南省民权县权堂乡李堂村人。跪求乘警：“快救救我姐吧！”
２月２５日（农历正月初十）清晨，死者邵雪英和妹妹邵丽真（２０岁）、堂弟邵雪丰（１９岁）、堂妹邵雪燕（２０岁）及同乡丁海燕（２２岁）等一行七人，带着大大小小共１２件行李，在伯父邵长生的陪同下，来到商丘南站，准备乘坐１０５次（北京—深圳）特快列车，到深圳去打工。
时值春运高峰，南下打工的人数骤增，尚未完工的商丘南站广场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没看到检票员，没有检票（邵丽真向记者出示了没有检过的车票），也根本没人维持秩序，我们随着拥挤的人群逃命似地奔到站台上，”邵长生说，“１０５次列车在商丘南站的发车的正点时间为６∶５９，但不知是何原因，直到７∶３０才缓缓进站。”
站台上的人群立即骚动起来，纷纷拥向１１—１４号车门。邵雪英等人买的是１１号车厢的票（其中５张是有座号的软席硬座车票，号码为７６—８０），他们拼命挤到１１号车厢门口，但车门并未打开，只开了１２号和１４号车门。
拥挤的人群突然分成两道人浪，蜂拥至１２号、１４号车门，措手不及的邵雪英等人被冲散了，有人还被挤掉了行李。此时，１１号和１３号车厢的窗户也被打开了，人们纷纷从窗户里向车内爬。邵丽真和丁海燕随着人浪爬上了１３号车厢尾部的窗户，邵长生则拼命地向窗内扔行李，但直至列车启动只扔上去７件。
一声汽笛响后，姗姗来迟的１０５次列车在靠站３４分钟后，缓缓驶出商丘南站，此时，已比正常出站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人注意到邵雪英是从哪个车门或车窗进入１０５次列车的，但事后证实，她在１３号车厢，而且被层层拥挤的人群压在脚下或身下，直至有人惊呼。
邵丽真连滚带爬地挤进车窗后，压在别人身上，随即又被陆续爬进来的人牢牢地压在下面，身子半躺着动弹不得；与她在同一个窗口爬进来的丁海燕左腿被压在两排座位中间的小桌上，右腿悬空，身子挤在两人中间，无论如何挣扎，都再找不出一点可利用的空间。
“像带鱼，对，就像被压扁了的带鱼那样，想叫也叫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满头大汗，浑身乏力，呼吸困难，是死是活，只能听天由命了……”邵丽真说，直到列车开始启动，不再上人，人群才开始松散一些。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１３号车厢尾处突然有乘客大叫：“不好了，有人晕倒了，快喊列车员来救人。”
被挤在车厢一个角落里的邵雪丰正在寻找同伴，她使劲挤过去一看，正是堂姐邵雪英。“雪英姐头发蓬乱，满脸是汗，右腮有一道明显的鞋印，嘴角有一丝血迹，嘴唇发青。我用手试她的鼻息，还有呼吸，就大声哭喊：‘丽真姐，咱姐晕倒了，快点去喊列车员来救人！’”
这时，与他们同去深圳打工的同乡贾冬梅也由于挤压而昏迷不醒，被乘客抬到邵雪英身旁靠窗的座位上。
听到呼救后的邵丽真和丁海燕此时已被人群挤到１３号车厢尾部与１４号车厢的连接处，她们哭喊着挤到了１４号车厢的乘务室。
“那个列车员正在喝水，他没有穿制服，但制服就挂在他旁边的衣架上。”邵丽真说，她对那人说：“前面车厢有人晕倒了，快点去救人。”
“可他没有一点反应，甚至都不看我一眼。”邵丽真无奈之下，只好问他有没有手机，能否与列车长联系，“他不但不理我，还反问我：‘手机？你去给我买！’”
邵丽真再次求他带着自己一起去找列车长。
“他说，‘你都挤不过去，我能挤过去吗？’我说，‘你是列车员，穿上制服，应该比我们走得快，’但他仍旧不理不问。”
丁海燕说：“那个列车员的态度十分蛮横。”
绝望的邵丽真和丁海燕万般无奈，只好准备返回１３号车厢，但在这时，列车在亳州车站缓缓停下来（商丘南站至亳州大约运行４０分钟）。心急如焚的邵雪丰见邵丽真和丁海燕迟迟没有回音，又挤到１４号车门附近大叫：“列车员同志，你快点救救俺姐，她还有呼吸！”
“当时，１４号车厢的列车员正拿着一串钥匙去开门，他没搭理我。”邵雪丰说，“有些乘客让列车员帮忙将我姐和贾冬梅抬下车进行抢救，但他还没有反应。”
１０５次列车在亳州站停留片刻后，又朝阜阳方向驶去。
邵丽真等人又回到邵丽英身边。邵丽英怕姐姐死去，又用手试了一下鼻息，尚有呼吸，乘客们提醒她应该去找列车长，并说可能在１０号餐车。
于是，邵丽真留下丁海燕，和邵雪丰一起向１０号车厢挤去。车厢内空气污浊，十分拥挤，他们挣扎了半天还挤不出１３号车厢，又急又怕的邵丽真禁不住又大哭起来，好心的乘客们把姐弟俩抱起来，举过头顶，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过去，她们才得以前行。
他们最终找到了列车长和一个乘警（据邵丽真称，其编号为０２２３４９９），在约３０分钟后一起来到邵雪英身边。
“但列车长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事也没做，就又走向１４号车厢。”邵丽真哭着跪下来求乘警去找医生，“可他只是让乘客代传一下，看看卧铺车厢有没有医生，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被挤到１４号车厢门附近的邵雪燕，此时已赶了过来，她说：“那个乘警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后来总算说了一句话，给她（邵雪英）喝点水吧，手却一直没有动。”
大约８０分钟以后，１０５次列车抵达阜阳车站，但一切抢救措施都为时已晚。邵雪英的死亡诊断书上记载：阜阳铁路医院的医生１０∶０３接到抢救电话，１０∶０７赶到车站，此时“该患者光反射消失，呼吸心跳均停止，大动脉搏动消失……”
靠在邵雪英身边的贾冬梅在被抬下车后也证实已死亡。
“列车长已经知道了。”
１０５次列车驶离商丘南站后不久，与邵雪英、贾冬梅遭到同样挤压而昏迷不醒的还有山东成武县的冉庆菊和河南民权县的穆文娟。
冉庆菊是与来自山东曹县的刘玉红（２２岁）、王海燕（２０岁）、仵小龙、曾祥锋（１９岁）、冉焕芝等六人在同乡卫玉娥的带领下，准备去深圳打工的。
王海燕是在１４号车门挤进去的，上车后被人浪拥到１３号车厢尾部，边窗打开后，很多人跳进去，压在她的身上，只露出一个头，肩膀上也压了好几个人，有人甚至踩着她的头往前挤……
大约十几分钟后，有个乘客突然发现自己腿边有个女孩晕倒，便大声呼救，离王海燕不远的卫玉娥对她说：“快点去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她们挤过去拉那个女孩的腿，没拉起来，但证实是冉庆菊，还有一个女孩子压在冉的身上，王海燕说她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事后她怀疑是穆文娟，但记者赶到阜阳时，穆的同伴与家属已经离去，未能得到证实。）
好心的乘客让出一个座位，把冉庆菊抱过去，并让王海燕对她做人工呼吸。“我不懂什么是人工呼吸，只能不停地向她的嘴里吹气，”王海燕说，“那时候，庆菊还有呼吸，我很累，头发湿得一绺绺的，有位乘客见状，就代我替她做人工呼吸。”
冉庆菊依然昏迷不醒，随后赶到的仵小龙在乘客的建议下去找列车员救助。他找到了１３号车厢的列车员，“他穿着白衬衣和蓝色制服，没打领带。我说，１３号车厢快出人命了，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没有动，只喊了两句：这里有医生吗？可车内并无反应。”
“我又求他去找列车长，他说列车长已经过去了。”仵小龙信以为真，就往回挤，但他没有看见列车长。
此时，列车已在亳州站停靠，有乘客呼喊：“你们赶快把她抬下去抢救啊！”王海燕和赶来的曾祥锋就开始准备抬冉庆菊下车。但人还未抬，车又启动了。
１０５次列车抵达亳州站时，刘玉红一直抓住１３号车厢尾部一个车窗上边的行李架，以防被再次挤倒。她的身子动弹不得，只能面朝窗外。她那时尚不知自己的同伴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只是随着乘客们的喊声本能地向窗外呼救：“快点告诉列车长，有四个人快死了，把她们抬下去。”
“一个穿蓝色制服，拿手机（注：指对讲机）的人对我挥挥手说，列车长已经知道了，便不再理会我。”刘玉红说。
“火车到阜阳站后，那个列车员大喊，‘让开让开，把他们抬下去’”，仵小龙说，“他们没有动，是我和曾祥锋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冉庆菊抬到站台上的。”
四个女孩子被抬到１号站台上，并排放好，最先赶来的阜阳铁路医院的医生开始抢救，但已无济于事。“我们只负责把那些人打发走就拉倒。”
四名打工妹死亡后，她们的家人和亲属开始陆续赶到阜阳，并被铁路部门安排在火车站附近的阜阳市公安局铁办招待所住下。
小小的铁办招待所一时人满为患，并且很快就被愤怒、悲伤、痛苦的气氛所笼罩。
部分目击者依然情绪激动，记者的采访不时被压抑不住的哭泣声所打断。贾冬梅的母亲更因过度惊吓和刺激而引起暂时性神经错乱，多次休克，不得不住院治疗。
据死难者家属介绍，惨祸发生后，由北京铁路局、阜阳车务段、郑州铁路局商丘车务段及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等有关单位成立了“２•２５旅客伤亡事故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并交由阜阳车务段具体处理赔偿及安抚工作，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成员的姓名。
由于部分死难者家属提出的索赔数额与事故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数额相差太大，两方的协商一度中断。但截至记者离开阜阳（３月５日）时为止，他们最终接受了事故处理委员会提出的赔偿标准：即每位死者得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金２万元，铁路责任赔偿金４万元，再加上生活困难补助３•５万元，共计９•５万元。
邵长生因此而愤愤不平：“什么叫意外伤亡，这四个女孩子完全是因为铁路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极不负责任、造成抢救时间延误而死亡的，属重大责任事故，应该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也应该获取更多的赔偿。”
为了采访事故处理委员会中北京铁路局有关人员，记者找到了阜阳车务段党委副书记王贺锋和阜阳车务段段长马彦。
马段长说：“北京来的人是哪个部门的，具体来干啥，我们不清楚。”他还说：“从业务角度讲，我们是受命于上级作为一个毫不沾边的单位来处理这件事，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只负责把那些人（指死难者家属）打发走就拉倒。”
王书记则说，他不搞业务，事故处理委员会名单他不清楚，他只是“临时招呼一下，处理完就拉倒。”王书记还说：“铁路上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作为死难者家属的代表，邵雪英的叔叔邵武和邵长生参加了第一次死难者家属代表会议，他们证实，王书记等人当时也在场，“北京铁路局一位姓杜的主任在会上说，经过调查２月２５号商丘站一共上车（１０５次）４００多人。”
４００多人只能从两个车门及两节车厢的窗户里硬塞进去，其混乱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但令人不解的是，商丘车务段前来处理事故的代表王永绪却在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商丘南站只上了１００多人，其中有座位号的２０多人。”
３月３日，贾冬梅的遗体要火化，记者跟随她的亲属乘车一同赶往殡仪馆。
贾冬梅的叔叔说：“不火化就拿不到钱。”
天气阴沉沉的，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去，身边不时传来清脆的鞭炮声。贾冬梅的两个姑姑一上车就开始不住地抹眼泪。
告别仪式在一间大灵堂内举行，遗体上方的幔布上还挂着一个陌生的死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在刺耳的哀乐声中，亲属们开始嚎啕大哭。
殡仪馆职工打开停尸房的铁门。
邵丽真痛苦地捂上了眼睛，转过脸，又蹲下了身子。
第二天早晨，贾冬梅的叔叔跑来向记者告别，他从商丘家乡开过来一辆三轮挂斗摩托车，即将和亲属返家。
抱上贾冬梅的骨灰，又将不时说几句胡话的贾冬梅的母亲搀上了车（医生刚刚给她输过氧气），“突、突、突”一阵浓烟过后，摩托车绝尘而去。
邵雪英的另一位叔叔王军在临走时交给记者一张有关《铁路法》的复印件，上面是第７１条规定：“铁路职工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铁路运营事故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王军想打一场官司，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和其他死难者家属，那几个“见死不救”的列车员工现在有没有被依法处理。
４个打工妹年轻而温热的躯体在乘客和同伴的呼救声中，在列车长、两个列车员和一个乘警的漠视中慢慢冷却，微弱的呼吸渐渐停止。
如果及时救治，她们年轻的生命都有机会得到挽留。
但最终，她们的亲人只拿到了四份死亡名单：
邵雪英，２５岁，未婚，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邵山村人；
贾冬梅，２１岁，未婚，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贾明山村人；
冉庆菊，２２岁，未婚，山东省成武县智楼乡冉楼村人；
穆文娟，２０岁，未婚，河南省民权县权堂乡李堂村人。跪求乘警：“快救救我姐吧！”
２月２５日（农历正月初十）清晨，死者邵雪英和妹妹邵丽真（２０岁）、堂弟邵雪丰（１９岁）、堂妹邵雪燕（２０岁）及同乡丁海燕（２２岁）等一行七人，带着大大小小共１２件行李，在伯父邵长生的陪同下，来到商丘南站，准备乘坐１０５次（北京—深圳）特快列车，到深圳去打工。
时值春运高峰，南下打工的人数骤增，尚未完工的商丘南站广场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没看到检票员，没有检票（邵丽真向记者出示了没有检过的车票），也根本没人维持秩序，我们随着拥挤的人群逃命似地奔到站台上，”邵长生说，“１０５次列车在商丘南站的发车的正点时间为６∶５９，但不知是何原因，直到７∶３０才缓缓进站。”
站台上的人群立即骚动起来，纷纷拥向１１—１４号车门。邵雪英等人买的是１１号车厢的票（其中５张是有座号的软席硬座车票，号码为７６—８０），他们拼命挤到１１号车厢门口，但车门并未打开，只开了１２号和１４号车门。
拥挤的人群突然分成两道人浪，蜂拥至１２号、１４号车门，措手不及的邵雪英等人被冲散了，有人还被挤掉了行李。此时，１１号和１３号车厢的窗户也被打开了，人们纷纷从窗户里向车内爬。邵丽真和丁海燕随着人浪爬上了１３号车厢尾部的窗户，邵长生则拼命地向窗内扔行李，但直至列车启动只扔上去７件。
一声汽笛响后，姗姗来迟的１０５次列车在靠站３４分钟后，缓缓驶出商丘南站，此时，已比正常出站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人注意到邵雪英是从哪个车门或车窗进入１０５次列车的，但事后证实，她在１３号车厢，而且被层层拥挤的人群压在脚下或身下，直至有人惊呼。
邵丽真连滚带爬地挤进车窗后，压在别人身上，随即又被陆续爬进来的人牢牢地压在下面，身子半躺着动弹不得；与她在同一个窗口爬进来的丁海燕左腿被压在两排座位中间的小桌上，右腿悬空，身子挤在两人中间，无论如何挣扎，都再找不出一点可利用的空间。
“像带鱼，对，就像被压扁了的带鱼那样，想叫也叫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满头大汗，浑身乏力，呼吸困难，是死是活，只能听天由命了……”邵丽真说，直到列车开始启动，不再上人，人群才开始松散一些。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１３号车厢尾处突然有乘客大叫：“不好了，有人晕倒了，快喊列车员来救人。”
被挤在车厢一个角落里的邵雪丰正在寻找同伴，她使劲挤过去一看，正是堂姐邵雪英。“雪英姐头发蓬乱，满脸是汗，右腮有一道明显的鞋印，嘴角有一丝血迹，嘴唇发青。我用手试她的鼻息，还有呼吸，就大声哭喊：‘丽真姐，咱姐晕倒了，快点去喊列车员来救人！’”
这时，与他们同去深圳打工的同乡贾冬梅也由于挤压而昏迷不醒，被乘客抬到邵雪英身旁靠窗的座位上。
听到呼救后的邵丽真和丁海燕此时已被人群挤到１３号车厢尾部与１４号车厢的连接处，她们哭喊着挤到了１４号车厢的乘务室。
“那个列车员正在喝水，他没有穿制服，但制服就挂在他旁边的衣架上。”邵丽真说，她对那人说：“前面车厢有人晕倒了，快点去救人。”
“可他没有一点反应，甚至都不看我一眼。”邵丽真无奈之下，只好问他有没有手机，能否与列车长联系，“他不但不理我，还反问我：‘手机？你去给我买！’”
邵丽真再次求他带着自己一起去找列车长。
“他说，‘你都挤不过去，我能挤过去吗？’我说，‘你是列车员，穿上制服，应该比我们走得快，’但他仍旧不理不问。”
丁海燕说：“那个列车员的态度十分蛮横。”
绝望的邵丽真和丁海燕万般无奈，只好准备返回１３号车厢，但在这时，列车在亳州车站缓缓停下来（商丘南站至亳州大约运行４０分钟）。心急如焚的邵雪丰见邵丽真和丁海燕迟迟没有回音，又挤到１４号车门附近大叫：“列车员同志，你快点救救俺姐，她还有呼吸！”
“当时，１４号车厢的列车员正拿着一串钥匙去开门，他没搭理我。”邵雪丰说，“有些乘客让列车员帮忙将我姐和贾冬梅抬下车进行抢救，但他还没有反应。”
１０５次列车在亳州站停留片刻后，又朝阜阳方向驶去。
邵丽真等人又回到邵丽英身边。邵丽英怕姐姐死去，又用手试了一下鼻息，尚有呼吸，乘客们提醒她应该去找列车长，并说可能在１０号餐车。
于是，邵丽真留下丁海燕，和邵雪丰一起向１０号车厢挤去。车厢内空气污浊，十分拥挤，他们挣扎了半天还挤不出１３号车厢，又急又怕的邵丽真禁不住又大哭起来，好心的乘客们把姐弟俩抱起来，举过头顶，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过去，她们才得以前行。
他们最终找到了列车长和一个乘警（据邵丽真称，其编号为０２２３４９９），在约３０分钟后一起来到邵雪英身边。
“但列车长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事也没做，就又走向１４号车厢。”邵丽真哭着跪下来求乘警去找医生，“可他只是让乘客代传一下，看看卧铺车厢有没有医生，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被挤到１４号车厢门附近的邵雪燕，此时已赶了过来，她说：“那个乘警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后来总算说了一句话，给她（邵雪英）喝点水吧，手却一直没有动。”
大约８０分钟以后，１０５次列车抵达阜阳车站，但一切抢救措施都为时已晚。邵雪英的死亡诊断书上记载：阜阳铁路医院的医生１０∶０３接到抢救电话，１０∶０７赶到车站，此时“该患者光反射消失，呼吸心跳均停止，大动脉搏动消失……”
靠在邵雪英身边的贾冬梅在被抬下车后也证实已死亡。
“列车长已经知道了。”
１０５次列车驶离商丘南站后不久，与邵雪英、贾冬梅遭到同样挤压而昏迷不醒的还有山东成武县的冉庆菊和河南民权县的穆文娟。
冉庆菊是与来自山东曹县的刘玉红（２２岁）、王海燕（２０岁）、仵小龙、曾祥锋（１９岁）、冉焕芝等六人在同乡卫玉娥的带领下，准备去深圳打工的。
王海燕是在１４号车门挤进去的，上车后被人浪拥到１３号车厢尾部，边窗打开后，很多人跳进去，压在她的身上，只露出一个头，肩膀上也压了好几个人，有人甚至踩着她的头往前挤……
大约十几分钟后，有个乘客突然发现自己腿边有个女孩晕倒，便大声呼救，离王海燕不远的卫玉娥对她说：“快点去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她们挤过去拉那个女孩的腿，没拉起来，但证实是冉庆菊，还有一个女孩子压在冉的身上，王海燕说她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事后她怀疑是穆文娟，但记者赶到阜阳时，穆的同伴与家属已经离去，未能得到证实。）
好心的乘客让出一个座位，把冉庆菊抱过去，并让王海燕对她做人工呼吸。“我不懂什么是人工呼吸，只能不停地向她的嘴里吹气，”王海燕说，“那时候，庆菊还有呼吸，我很累，头发湿得一绺绺的，有位乘客见状，就代我替她做人工呼吸。”
冉庆菊依然昏迷不醒，随后赶到的仵小龙在乘客的建议下去找列车员救助。他找到了１３号车厢的列车员，“他穿着白衬衣和蓝色制服，没打领带。我说，１３号车厢快出人命了，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没有动，只喊了两句：这里有医生吗？可车内并无反应。”
“我又求他去找列车长，他说列车长已经过去了。”仵小龙信以为真，就往回挤，但他没有看见列车长。
此时，列车已在亳州站停靠，有乘客呼喊：“你们赶快把她抬下去抢救啊！”王海燕和赶来的曾祥锋就开始准备抬冉庆菊下车。但人还未抬，车又启动了。
１０５次列车抵达亳州站时，刘玉红一直抓住１３号车厢尾部一个车窗上边的行李架，以防被再次挤倒。她的身子动弹不得，只能面朝窗外。她那时尚不知自己的同伴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只是随着乘客们的喊声本能地向窗外呼救：“快点告诉列车长，有四个人快死了，把她们抬下去。”
“一个穿蓝色制服，拿手机（注：指对讲机）的人对我挥挥手说，列车长已经知道了，便不再理会我。”刘玉红说。
“火车到阜阳站后，那个列车员大喊，‘让开让开，把他们抬下去’”，仵小龙说，“他们没有动，是我和曾祥锋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冉庆菊抬到站台上的。”
四个女孩子被抬到１号站台上，并排放好，最先赶来的阜阳铁路医院的医生开始抢救，但已无济于事。“我们只负责把那些人打发走就拉倒。”
四名打工妹死亡后，她们的家人和亲属开始陆续赶到阜阳，并被铁路部门安排在火车站附近的阜阳市公安局铁办招待所住下。
小小的铁办招待所一时人满为患，并且很快就被愤怒、悲伤、痛苦的气氛所笼罩。
部分目击者依然情绪激动，记者的采访不时被压抑不住的哭泣声所打断。贾冬梅的母亲更因过度惊吓和刺激而引起暂时性神经错乱，多次休克，不得不住院治疗。
据死难者家属介绍，惨祸发生后，由北京铁路局、阜阳车务段、郑州铁路局商丘车务段及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等有关单位成立了“２•２５旅客伤亡事故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并交由阜阳车务段具体处理赔偿及安抚工作，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成员的姓名。
由于部分死难者家属提出的索赔数额与事故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数额相差太大，两方的协商一度中断。但截至记者离开阜阳（３月５日）时为止，他们最终接受了事故处理委员会提出的赔偿标准：即每位死者得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金２万元，铁路责任赔偿金４万元，再加上生活困难补助３•５万元，共计９•５万元。
邵长生因此而愤愤不平：“什么叫意外伤亡，这四个女孩子完全是因为铁路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极不负责任、造成抢救时间延误而死亡的，属重大责任事故，应该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也应该获取更多的赔偿。”
为了采访事故处理委员会中北京铁路局有关人员，记者找到了阜阳车务段党委副书记王贺锋和阜阳车务段段长马彦。
马段长说：“北京来的人是哪个部门的，具体来干啥，我们不清楚。”他还说：“从业务角度讲，我们是受命于上级作为一个毫不沾边的单位来处理这件事，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只负责把那些人（指死难者家属）打发走就拉倒。”
王书记则说，他不搞业务，事故处理委员会名单他不清楚，他只是“临时招呼一下，处理完就拉倒。”王书记还说：“铁路上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作为死难者家属的代表，邵雪英的叔叔邵武和邵长生参加了第一次死难者家属代表会议，他们证实，王书记等人当时也在场，“北京铁路局一位姓杜的主任在会上说，经过调查２月２５号商丘站一共上车（１０５次）４００多人。”
４００多人只能从两个车门及两节车厢的窗户里硬塞进去，其混乱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但令人不解的是，商丘车务段前来处理事故的代表王永绪却在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商丘南站只上了１００多人，其中有座位号的２０多人。”
３月３日，贾冬梅的遗体要火化，记者跟随她的亲属乘车一同赶往殡仪馆。
贾冬梅的叔叔说：“不火化就拿不到钱。”
天气阴沉沉的，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去，身边不时传来清脆的鞭炮声。贾冬梅的两个姑姑一上车就开始不住地抹眼泪。
告别仪式在一间大灵堂内举行，遗体上方的幔布上还挂着一个陌生的死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横幅，在刺耳的哀乐声中，亲属们开始嚎啕大哭。
殡仪馆职工打开停尸房的铁门。
邵丽真痛苦地捂上了眼睛，转过脸，又蹲下了身子。
第二天早晨，贾冬梅的叔叔跑来向记者告别，他从商丘家乡开过来一辆三轮挂斗摩托车，即将和亲属返家。
抱上贾冬梅的骨灰，又将不时说几句胡话的贾冬梅的母亲搀上了车（医生刚刚给她输过氧气），“突、突、突”一阵浓烟过后，摩托车绝尘而去。
邵雪英的另一位叔叔王军在临走时交给记者一张有关《铁路法》的复印件，上面是第７１条规定：“铁路职工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铁路运营事故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王军想打一场官司，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和其他死难者家属，那几个“见死不救”的列车员工现在有没有被依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