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生一个” 城市中产的二胎攻略

中产阶级的壮大，让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而去争取更多的途径和方法，二胎也成为城市部分中产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二胎父母们陷入现实的夹缝。一个二胎儿子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我没有户口，不能领红领巾。”

众多跨界者加入并推动人口政策改革。一个企业主下了个具幽默感的命令：凡是中层员工生二胎，他都出10万元的罚款补偿。

过低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会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

因为生育二胎，蔡智奇可能要永远离开讲坛——他的供职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决定开除他，以惩罚其擅自带来的第二个新生命。2013年12月2日，这位化学与化工学院的副教授写下长微博，向自己的学生们致歉：“我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

这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拥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出生的6岁长女，一个在中国出生的3岁幼女。

蔡智奇从未想过自己的家庭触犯禁忌——长女是美国国籍，幼女则用结婚时领到的准生证上了杭州户口。在他看来，自己并未多占内地的生育指标。

蔡智奇不服。发完微博的次日他提交了申诉书，并联系了律师准备起诉学校。“我将不惜代价讨一个说法。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民间俗称“单独二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据国家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受此影响。而其受益者，则大多为城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等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

这个群体的生育欲望由来已久。他们赶上了计划生育的头班车，在孤独中成长。为人父母并小有所成后，他们渴望绕过政策的钳制，生育第二个甚至更多的孩子。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持续发展和壮大，他们呼吁生育政策改革，更有先行者开始一场关于“多生一个”的漫长的摸索和较量，同时进化出一套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法规之外的生存法则。

2013年末的“张艺谋超生”、“找洋人代孕”等事件又赋予了这个问题更复杂的色彩。隐形超生族一方面被视作高超的“走钢丝者”，一方面又陷于政策与现实的夹缝。

被踢出了局

现在，失去工作的归国博士蔡智奇才发现，他与校方对人口政策的认识差异细微又巨大。被举报后，校方称其违反了一项计划生育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未在国内定居，其在外国生育的第一孩不管是否已取得外国国籍，均不能批生第二孩”。

这意味着，他所认为的“长女是美国籍，次女不占生育指标”是不被允许的。

现在，蔡智奇每天都收到询问及安慰短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就是其中一位。

多年来，隔着14个小时的时差，身在美国的易富贤总会在微博里不断收到人们关于生育二胎的倾述与疑问。在他看来，在新旧生育政策交替的当口，陷入蔡智奇式困境的人还有更多。

36岁的孙天两年前刚有了第二个孩子，有一天他看到小区里《致业主的一信中》提及“举报者，奖励一千”，赶紧选择了搬家，远离熟人。

身在山东的“二胎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