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杀戮的艰难（11）

杀戮的艰难（十一）从制度面支持被害人与家属

我接触死刑这个议题，是从苏建和案开始的。这个案子里有四个人被判死刑：王文孝、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王文孝是军人，军法速审速决，很快就定谳枪决了；苏建和等三人，在死刑定谳以后，奇迹似的获得再审的机会，又奇迹似的在二○○三年被判无罪；我们的司法很少有这种勇气，敢把一个先前被判死刑的案件改判无罪。

这个无罪判决后来被最高法院撤销，全案又发回更审。不久前，终于再度获得无罪判决，但仍未定谳。我演讲时如果提到苏案，很多人都很惊讶：“咦，他们不是出来了吗？”很多司法的冤案都是如此，当事人感觉到锥心之痛，大半的青春都被浪费掉了；但旁观者感觉不到，还以为案子早就了结了。

苏建和案使我开始思考死刑的议题。大部分反对死刑的人，都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才慢慢走向这样的立场；我也不例外。在这个思索的过程里，很快袭上心头的问题就是：那被害人怎么办？ 被害人家属怎么办？在这一波的死刑争议里，也有很多人，基于疼惜被害人的心情，而支持死刑。

疼惜被害人的心情我也有。一九九六年彭婉如遇害，我与一群朋友发起“女权日”，纪念彭婉如与其他的性暴力受难者。我写了一篇《杀女人的年代》，在文中举了好几个案例，因为，我不想忘记这些受害者，不管是因为担任民进党妇女部主任而受到瞩目的彭婉如，或者其他不受瞩目的，平凡的女人。我写下来，是基于简单又真挚的情感：不想忘记她们，不想让她们无谓的消失。

写《无彩青春》的时候，我很仔细的看了刑案现场照片。我想要记得。“我看着吴铭汉与叶盈兰的脸，想着：在拍这照片的几个小时以前，他们也是活人，跟你我一样，有温度，有呼吸，有散乱的念头，血液规规矩矩的在血管里奔流。我安静凝视他们在世间的最后造型，我想要记得。任何死亡都是庄严的，即使这么莽撞的罪行，也无损其庄严。”我在书里这样写着。

我访问了吴铭汉的哥哥吴唐接。这么多年来，当苏建和等三名被告饱受折磨的时候，吴唐接所承受的，又何其多？血案发生以后，他一肩扛起所有的事情：照顾老妈妈，以及幸存的一对姐弟。

我访问他的时间约是二○○三年，再审宣判无罪。所有证据地毯式的查过一遍，法官认为罪证不足，但是吴唐接先生仍然坚决认为，苏建和等三人一定有作案。如我在书中透过法院卷宗详细论证的，起诉此案的崔纪镇检察官、一审判死刑的汤美玉法官，该查的证据没有查，讯问笔录不实，靠着王文孝颠三倒四的口供就草率将三人定罪；但是在吴唐接先生心目中，他们两人是最好的检察官与法官。

我应该对他阐述“无罪推定”的真谛吗？我应该与他辩论这个案子里执法人员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