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前的智库方案竞赛

在中国改革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决策者开始更为开放地倾听各方声音。而为经济与改革定调的三中全会，成为各路智库、机构与研究者们“推销”各自改革方案的隐形赛场。

不同的方案与主张，不仅在争论之中为决策提供了参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缓冲垫——这些方案公开之后的社会反应，相当于无形的“压力测试”。

2013年10月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一份来自部级官方智库、简称为“383”的改革方案横空出世，迅速引发各界关注。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发轰动，不仅是由于细节的丰富程度——涵盖从行政放权、打破垄断到土地制度改革等领域，以及呼应近来官方频发的改革呼声，提出了未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也由于该报告的两位牵头者特别引人注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前者曾经是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秘书，后者则被媒体认为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经济“智囊”。

事实上，这不过是千百份试图影响决策的报告中的一份。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自称已送达决策层的方案就有10个。

除了官方智库，民间智库、海外投行等各种机构也以各自的渠道和方式，向决策层或者公众“推销”自己的改革方案。

众多智库的运营者能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智库的重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前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对智库建设专门做了批示，要发挥智库的作用。“这一次听取智库的意见范围更广，也是因为全面改革，涉及的领域比较多。”

“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

“我们要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能够把各个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宏观决策的政策建议提上去。给政府提建设性意见，有可行性才提，没有可行性就不提。”

这些方案最重要的推销对象，便是决策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报告送达最高层？

在诸如国研中心、社科院这样的官方智库体系内，报告的上送下达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民间智库来说，这一环至为重要，但也至为困难。

有趣的是，在民间智库体系内，也存在“贵族”和“草根”的不同通路。

比如，郑新立所在的国经中心尽管属于资金自筹的“民间智库”，但实为民间中的“贵族”。2009年成立之初即以122人组成的跨经济、学术、外交和政府高层官员的超豪华领导阵容，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

据郑新立介绍，这次国经中心提交的改革方案，主题是“建立一个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具体对策和建议包括，建立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创新、放宽金融行业准入、土地制度改革等内容。

他们提出“借鉴波兰国有经济改革的经验，以现有的管资产为主转变到管资本为主，把国有企业交给这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下面再设立若干股份制公司，跟其他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在鼓励创新方面，建议“鼓励将大学的研究成果用于实践，允许大学参与所得分成”。

这套方案正是由国经中心理事长、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挂帅”，“组织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研究班子”。郑新立介绍，报告直接送给了最高层。

这个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官组成的智库，显然被&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