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是少数”“文革”忏悔者的努力与困顿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约稿，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作家老鬼想为母亲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却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90后”们的反应让陆晓娅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 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却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载，直至2004年，王克明终于鼓足所有勇气走进谷志有的窑洞，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74岁的老人却笑了：“嗨，运动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