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环保路，“天道曲如弓”专访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
83岁的曲格平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卸任后，他将不能说、不便说、不该说的话，付诸铅字，留待历史。偶尔忍无可忍，才溢于言表，比如痛心于北京的灰霾，“不适合人类居住”，比如惊诧于掺水的统计数字，“要了环保工作的命”。有人说他很悲观，他辩驳：“我提意见、提批评是希望把那些不足之处，改过来。”
责任编辑：何海宁 曹海东 助理编辑 袁端端
四十之惑（上）：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一年被称为中国环保元年。至今，年届四十，中国的环保形势可谓四十正惑，严峻依旧。南方周末约访原国家环保局（即现在的环保部）和台湾环保署（将于2013年6月13日刊登）创始官员，追问今昔，细陈得失。
曲格平。
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
依法治国要找到突破口，我认为可以先从环境保护开始。
不惩治腐败要亡党亡国，不消除环境污染，不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要亡党亡国。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领先的，但发展还是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上走过来的。
人治不是说不能做事，可是成功几率太低了，是不稳固的、危险的治国之策。
对NGO不应限制，应该鼓励发展，特别鼓励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人得要做点事，否则老了回顾会感到活得没价值。我现在回顾，就感到很苦恼，因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太多、太大。”
83岁的曲格平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卸任后，他将不能说、不便说、不该说的话，付诸铅字，留待历史。偶尔忍无可忍，才溢于言表，比如痛心于北京的灰霾，“不适合人类居住”，比如惊诧于掺水的统计数字，“要了环保工作的命”。
有人说他很悲观，他辩驳：“我提意见、提批评是希望把那些不足之处，改过来。”
1970年代，身在国务院的曲格平被安排分管“公害”问题，“没想到一项临时性的分工，竟成为终身奋斗的事业。”
那时候，动乱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1972年，中国意外派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透过镜子，猛然看到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此后数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代表、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和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他任内参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并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推动了环境保护列为国家基本国策，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等八项环境制度。随后，又亲身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年过八旬后，老人感叹“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2013年春天，他赴香港参加“中国环境保护40年”学术论坛，痛陈“我们是否注定无法解决好发展和环境的矛盾”。
他生活上已不免吃力，忘了喝水，忘了吃药，眼镜摘下放在手边，却楼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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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夏同
philory
连科学都没有绝对确定性，有什么理由去迷信所谓外国资本主义世界行之有效的东西？何谓行之有效？真的行之有效吗？具有普遍性吗？需要前提条件吗？能完全按照别人的道路走吗？这样就能保证不摔跤不掉悬崖吗？
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说是亦正亦邪，如果领导人非说在外国资本主义世界行之有效的东西在中国这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行不通，坚持按照自己的思路走，效率和效果可以保障吗。很多问题，只有是和非，没有是非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