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合法，反对非法，制裁暴力 ——对近两年群体事件新变化的认识

编者按：单光鼐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长期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群体事件与社会运动的起因、特点、演变与应对之策。2009年以来，南方周末先后刊发过单先生的《2009年群体性事件全解析》、《关键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官民良性互动》等文章，对事关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及时做出分析和预判，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着眼长远的解决之途。本期刊发作者对2011年到2012年群体事件的解析和建言，供读者参考。

我一直提倡，不要过度政治化解读群体事件：现阶段大多数群体事件都是追求具体民生诉求，并不企图用体制外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力的再分配。这是应对群体事件的认知前提，应对之策应来源于此。

实现“中国梦”需要经济发达、官吏清廉、政治昌明、社会和谐的宽松社会环境。我们应紧随社会发展的变化，适时开启针对群体事件管理的法治实践探索：认真依照宪法精神，尊重公民表达的权利。

我们应采用逐步缩小限制范围的渐进办法，逐步放松限制，以求得社会稳定和民众维权间的平衡。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保障合法、反对非法、制裁暴力。

第一部分：新变化，新周期

放进较长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两年群体事件仍保持在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状态”阶段。行动者认同既有社会体制，但使用体制外的手段表达诉求，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多数群体事件，仍表现出如下特点：参与主体主要是弱势群体；起因是“利益损害”等因素；属被动反应；多是地方事件；是节制的“常规性”抗争。

但是，倘若近距离地透过田野考察，又会发现，近两年的群体事件与过去20年也有明显差异：

1.群体事件重心东移

过去一些年，多数大规模的暴力群体事件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城或乡镇。这两年尽管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发生群体事件，但东部地区的数起群体事件更引人注目，影响更大。如2011年：上海港豫、鲁籍集装箱卡车司机罢工（4·20）；广东潮州古巷镇事件（6·6）、广州增城大墩村事件（6·10）、大连民众抗议PX事件（8·14）、浙江湖州织里镇事件（10·26）、广东汕尾乌坎事件（9·21）以及这两年在上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出现的众多劳资纠纷事件等。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更敏感；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远较中西部地区更尖锐；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诸多领域“先行先试”，很多矛盾也率先积累爆发；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资源远较内地稀缺，争夺更甚；大量流动人口存在，社会管理问题多；中小企业融资难，产业转型升级难；国内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劳资关系趋紧。这些均导致东部地区群体事件增多。

2.以地域关系互划界限的族群械斗

2011年后，东部沿海地区发生数起以“外地人”和“本地人”互殴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事件。冲突主体仍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但已不同于旧时的“土客”之争，也不是大姓豪族倚强凌弱的宗族械斗。

外来务工者和当地人的冲突，是城乡、穷富差异形成的双重歧视造成的恶果，外地人无法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成果。外地“乡下人”以相同的生活经历，在异地寻找“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以省籍为标识，寻找“地域共同体”的认同。这些“想象的共同体”，形成“我们”的观念。在制度化歧视下，产生了“拒斥性认同”，以省籍建构壁垒，对抗歧视、欺压和盘剥。

3.同乡会、宗族组织成为动员工具

其一，同乡会。2011年4月，鲁、豫籍集装箱卡车司机依凭地域化的帮会聚集停工，发生上海港“4·20”事件；2011年6月，潮州古巷镇农民工讨薪反遭老板亲戚砍伤，受害人转而向同乡会求助，同乡会利用族群动员方式向政府“讨要说法”，地域意识下强烈的排他性组织形式，将劳资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激化为撕裂社会的族群冲突；农民工抱团取暖的自发组织还有另一种以工友形式组成的兄弟会，它的规模较同乡会大，且跨厂、跨籍贯地域限制。它常使用与黑社会相似的威胁、讹诈和报复等手段，为工友提供保护，收取保护费。

其二，家族组织。在湖北利川“6·9”事件和贵州黔西“8·11”事件中，短时间能聚集大量人群，就展示了当地大姓、望族过去不为人知的动员能量；在多宗族的乌坎村，过去各家族有强弱之分，不时还有龃龉，但依旧在团结合作的状态下，全村所有姓氏按比例推选、选举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领导了维权集体行动。结构化的组织促进了村民的广泛参与、形式的创新和快速的决策。组织化程度之高，令人惊诧。

4.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凸显集体焦虑

物价、房价高企，财产性收入缩水，以及严峻的食品、交通和环境状况，中产阶级压力山大。除一部分人循“技术移民”等途径远走他国，更多中产人士采用“在线”或“线下”的多种形式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担忧。这在律师、医师等专业人士和中小企业主等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律师团现象。2011年4月，李庄案第二季开始，6月北海律师案发生，律师自发组团，集体发声，要求维护司法公正；聂树斌案、李昌奎案和药家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