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 读史阅世九十年

哈佛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中国要是有五六个何炳棣，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6月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发布了一条讣闻：“本院人文组何炳棣院士于美国西岸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95岁。何炳棣院士著作弘富，为历史学界泰斗。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由于学术贡献厥伟，更曾于1975-76年被会员公推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

去年在洛杉矶，我多次联系过何先生的采访。他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目前还不想接受采访。他说了一句：父亲脾气比较古怪，请你理解。美国的华人学者听我说起何炳棣，也都提到他的“古怪”。

对于“古怪”这一点，何炳棣也深有认识，认为这是自己人生的大缺陷。何炳棣出生于天津，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读到三年级时，老师刘逸民给他所写评语中有一句：“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几十年中每念及此，他都十分感叹：“这位老师竟能如此锐利地指出，并正确预测到我一生出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古人‘三岁看到老’这句名言是有部分道理的。”

有一次，何炳棣与胡适在位于纽约的寓所交谈，其间，有人给胡适递上名片求见。胡适看到名片，流露出对来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略为思考，还是作出了接见的决定。胡与来人见面时还连说带笑。何炳棣觉得这是胡适的长处：对人怀疑要留余地；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逝去的天堂

何炳棣与胡适有过好几次交谈。何认为最重要的一次是1960年8月18日在胡适纽约公寓的谈话。这一年夏天，何炳棣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大会开始前，中共原定派遣的代表团突然不来了。到会的汉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

这次谈话中，涉及对毛泽东的看法，特别是毛的诗词。1958年，何炳棣将毛的两首《沁园春》翻译成英文发表，并对毛的诗词称赞有加。胡适不赞同何炳棣对毛的评价。胡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何炳棣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两人还略微争执了一番。

其他学术观点，何炳棣与胡适意见也不尽相同。比如胡适说：陈寅恪也就是记性好。何炳棣认为，陈寅恪“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在何炳棣眼里，胡适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学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更高之人。

胡适对何炳棣倒很欣赏。胡适说他在海外只留宿过两位客人，一位是陈省身，一位就是何炳棣。1952年，何炳棣就受邀到胡适家中吃饭。这次会晤两人倒是有着共同的谈话兴趣。当天，胡适将清华和北大加以比较和回忆，有一句话让何印象深刻：“清华文学院一向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当时，两人都还不知道，中国大陆院校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组——这直接改变了之后60年来中国高校的命运。

“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这是何炳棣的一段回忆。

何炳棣并不赞同胡适所言，北大“大”，清华“小”。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向“大处”进军：“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彼时是“伊甸园”时期。何炳棣挚友林从敏就指出，当年清华幽美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不稳定因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游行、示威、罢课、请愿。

当时政治活跃的同班同学中，姚依林给何炳棣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姚的学习成绩很好。“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这些关于姚依林的经历之前未曾有人追忆，1994年底，何炳棣委托国务院办公厅转致姚依林家属的吊唁信中首次提及。

何炳棣并不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但他有自己的观察。“虽然事后反思，我们当时看不清国家的命运，但30年代的清华教授和多数学生却都认南京国民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

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何炳棣觉得自己最为受益的老师是雷海宗：“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

1949年之后，雷海宗留在了大陆。1957年，在“鸣放会”上，他曾公开发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中的社会科学，自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便停滞不前。他的发言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反右”期间，他是被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归去来兮

1959年冬，何炳棣的代表作《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大学出版。次年，他把此书及之前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一起寄给远在南开大学的雷海宗，“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之后，何炳棣才收到雷海宗的回信。雷宗海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对这位弟子极为赞赏：“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后在学术上所要作出的成绩，一定还要越过你已经有的极不平凡的成绩。”

几个月后的圣诞节，雷海宗在天津去世。1965年，芝加哥大学决定为何炳棣开设讲座时，何建议以James Westfall Thompson命名，因为Thompson是雷海宗求学芝大时最重要的老师。何炳棣此举也是纪念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他当初赴美留学，所选学校也是听取了雷海宗的建议。

1939年，何炳棣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教西洋通史。此时，学校已接教育部命令筹办清华第五届庚款留美考试。何炳棣参加了这次考试，但没有通过。接着又参加了第六届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在同一届留美公费生的名单中，还有杨振宁。

此后多年，杨振宁与何炳棣聊天时说，我记得我们是同一年考上庚款公费留学生，你当时比我还多3分。何说，你记错了，我不是比你多3分，而是多7分。

留美公费生极难考，入选者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清华历届庚款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是第三届的钱锺书。何炳棣对钱锺书极为佩服：“20世纪新登科录中创下最高荣耀的是学兼中西、文才横溢的钱锺书，绝不是偶然的。”

获得赴美机会的何炳棣在雷海宗的建议下选择了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个人理由是：如果不住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响遏行云的最杰出的男高音，人生能得几回聆！进入哥大研究生宿舍时，何炳棣看到一个银盾，上面刻的字说明，1910年，哥大与耶鲁演说比赛中，哥大最后获得胜利，哥大辩论队的领队是顾维钧。何炳棣对此非常激动，认为这让“中国新生多少自豪与自尊”。

何炳棣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认为，一部真有意义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处理大量多样的史料，背后还要有感情的驱力。在他所有著作中，投入情感最多的是《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1000年》。这本书出版之前曾遭受激烈争议，几经周折才得以面世。哈佛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一句话：“中国要是有五六个何炳棣，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

《东方的摇篮》出版过程中，1971年7月中旬，美国白宫发出尼克松决定于1972年初访问北京的公报。“有如行将结束长期阴雨的一声晴天霹雳。”——这是何炳棣当时的感受。他和夫人迅速申请了签证，在1971年10月12日到达广州，随后去往北京，在北大见到了昔日的老师冯友兰。

回到美国后，他被邀请四处演讲。集其当时言论“大成”的是1974年初发表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此文刊登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参考消息》也转载了，影响很大，许多人曾劝何炳棣在文集中重印，但他后来想法改变了：“我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从家世看历史

1986年，何炳棣再次回中国访问，他在上海与何家四房诸侄及侄女们言谈甚欢。在杭州游玩时，遇到浙江师范大学（校址在金华）校长蒋风，蒋力邀他回金华演讲，何炳棣提出的惟一条件是：事先代我约好金华市市长，抵金之夕要和他谈四房原来的房产问题和拯济四房某支生计之策。金华市长招待了他，和属下谈及何家事情时，介绍何的履历只用了一句话：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当时接见他的，还有老同学姚依林。

何炳棣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家族也是他研究的对象。在一次学术论争中，何炳棣以自己的家世证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华何氏一门4房，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官费留美学生，前者曾担任暨南大学校长，后者曾官至上海市副市长。但“以何炳松在自由职业里地位声誉之高，他只能负担本房侄儿女的生计。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长房以外四房的族人为工部局小学教员，主动惠及远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无法保证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过科举而延续成功，又怎有无边法力泽及嫡堂、再堂、五服之内的同姓呢？

在何炳棣心目中，除父亲外，对他一生影响最深的是他的外祖母张老太太。小时候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教训他：“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风靡一时。他的记忆成为人们回望一个时代的通道，他的故事和方法论成为许多有志于学术的后辈可以借鉴的范本。

何炳棣的最后时光还专注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他对学术的情感延续到了最后，临终前，他仍于病榻上校阅有关老子的研究论文。他一直遵照外祖母所说的那样去做：碗底始终留着一块红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