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藤代表着什么教育理念

“常青藤”在中国已经甚为耳熟。人们对于耳熟的东西，也往往误会很多。10年前，中国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常青藤作为“研究性大学”被当成模仿的标本。如今，中国的留学潮从研究院蔓延到了本科，常青藤的博雅教育、“完人”（well-rounded person）培养的理念，也被广为讨论，成为批判中国“应试教育”的有力武器。另外，在制度上，常青藤基本属于私立，和官办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似乎也成为市场效率的明证，值得中国的大学借鉴。

在我看来，对常青藤的这些认识，都有简单化之嫌。我个人作为美国教育制度的介绍者，对此也并非没有责任。现在的常青藤固然多为研究性大学，但却来自于和研究性大学非常不同的传统。教育的“完人”理想固然可贵，但这种贵族性的理念长期以来被用于维护上流社会的既得利益，有着相当丑陋的历史。相比之下，常青藤录取中的“应试化”，倒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作为私立的常青藤，充分利用了市场模式，比起欧洲的官办大学来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但是，常青藤在战后的进步，往往和联邦资金的大量介入、政府的一系列法规有密切关系。总之，常青藤有着悠久丰富的传统，但很难代表一个一成不变的教育理念。理解常青藤，就必须分析其复杂的历史基因。

“牛桥传统”

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几大传统的汇流。追根寻源，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盟校属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或称“牛桥传统”（Oxbridge），即牛津-剑桥所代表的高等教育。这派的要旨，是培养“完人”，强调通才教育而轻视专业研究。牛津、剑桥到20世纪初尚不授予博士学位。人，而非专业，是教育的核心。

平民社会急剧扩张，几所贵族气十足的常青藤自然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的需求。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通过了“颁地法”，即1862年的Merrill Land Grant Act和1887年的Hatch Act，拨给各州大量的联邦土地，让其用卖地所得的款项建立和发展州立大学，其宗旨是传授实用的生产技艺，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技艺。密歇根、威斯康星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州立大学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型的。直到今天，州立大学大多比较强调实用技能，也是和这种下里巴人的起源有关。

到19世纪末，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崛起，其基本理念是把大学建成学术工厂，以学术带头人为中心组成专门的科系，研究人员在严格的分工下推进知识的新边疆。这种专业化体制，使德国在科学研究上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爱因斯坦等一代科学巨子，实际上都是德国体制的产品。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显然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一体制的优势，仿照德国模式建立了一系列私立的研究型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等，都是在这一潮流中问世的。到20世纪，这种研究型大学和顶尖的州立大学汇流，强调专业训练，强调课程，和标举“完人”教育理想的常青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了急剧的工业扩张，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样一个激荡的年代，常青藤依然还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精英阶层的私人俱乐部。其学生来源，主要是纽约、新英格兰地区的几所贵族寄宿学校。从这些寄宿学校到常青藤，都模仿伊顿公学式的英国贵族教育，注重培养人格品性、发展领袖才能、强调品味举止。其中体育训练地位尤高。19世纪英国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拿破仑就是靠那些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玩球的孩子们打败的。这样的精英教育，实际上体现了欧洲贵族的精神。贵族说到底就是一个职业军事集团。对武力的垄断，是其统治的基础。直到二战前，在常青藤里，学生的地位往往要看体育才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