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浙大简的真伪——答邢文先生

编者按：2008年3月，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在本报撰文，谈到文物工作者和研究者面临的一个学术伦理问题：面对盗掘而来的文物，要不要买？买，从某种程度上鼓励了盗掘；不买，文物可能会散失，从而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坏。罗教授的文章指出了这一困境，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从实践来看，近年有些机构往往以某种变通的方式收藏盗掘的文物。由于这些文物非经科学发掘而得，割裂了出土地的信息，鉴定起来，难度很大，往往引起议论。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战国简，即是一例。最近整理公布的浙江大学所藏战国简，也引起了同样的议论。浙江大学曹锦炎教授的这篇文章，再次谈到了罗新教授所关切的鉴定的方法问题与学术伦理问题。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旨在提倡学术争鸣，引起读者对此一困境的关注，非欲对浙大简的真伪有所断言，敬希亮察。

2012年5月28日与6月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分两次刊载了邢文先生对浙江大学所藏战国简的评论。在这约万字的长文中，邢先生以他尽知战国竹书的自信，称浙大简的形制与内容，因不合他本人所知，故其简为伪；继以对浙大简科学检测结果的轻视与曲解，称北大等机构的检测，无一可信，故其简为伪；终而称浙大简的书法，无一笔符合他所理解的战国书法美学、王羲之的书法美学、以及——或尤其是——宋元后的书法美学，故其简为伪。以如此虚骄、粗陋、毫无历史感的方式，下如此严重的判决，借邢先生本人的话讲，亦可谓“斯文扫地”。

针对邢先生的文章，我在6月18日做了回应。对其文中不及专业水平的错误——如以不知为知，轻视科学检测，或以魏晋后的书法衡量战国书法等，我原想他文章发表后，会自羞其陋。故我的回应，便集中于浙大简的文本内容；以为由其文义深合战国文看，浙大简或不伪。但6月25日，邢先生又刊出一文，自诩前面的文章，已“从形制、内容、鉴定到书法章法、结字、笔法”，对浙大简做了“全面辩伪”，斥我“书券三纸，却未及浙大简真伪之辨”。既如此，以下就邢先生的两文略作一答复。

公平地讲，倘若略知一点文物鉴定的常识，稍减其全知的虚骄，粗读一读浙大简的检测报告，或略能意识到以后来的书法衡量战国书法是可笑的，——用不着全部，邢先生但凡做到这其中的一条，他或能写出一篇薄有可观的文章。因他的文章，已涉及了简牍领域最棘手、也最敏感的难题：对非经科学发掘的简牍，我们如何鉴定其真伪。这一难题，不仅困扰着我服务的浙江大学，也困扰着收藏同类简牍的所有机构，如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及邢先生曾参与其藏简研究的清华大学。因此，这问题倘得以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其意义当不止于浙大藏简的真伪，对整个领域的健康发展，也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物质性证据

对非经科学发掘的文物，我们首先要问的，自然是真伪。对竹简而言，其真伪的信息，又见于两种证据：物质性证据，与非物质性证据。所谓“物质性证据”，我指竹简因化学反应而起的变化，如饱水性，竹简表面与纤维特征，墨的渗痕，以及碳14数据等。由于化学反应都需要“过程”，故依据对过程长短的推断，我们便可推知竹书制作的年代。所谓“非物质性证据”，则指竹书制作者的行为之后果，如竹简形制、书写内容、所用书体、风格等。由于人的行为，在不同时代有特定的模式；依据对这模式的认知，我们便可从另一角度，去推断竹简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