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空老玉门关

1963年1月，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在松山机场的合影，父子一别，竟成永诀。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

在台湾的图书馆，白先勇的书属于“核心收藏”，因为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时空流转和社会延迁。故而，在海那边，人们管他叫“永远的白先勇”。

白先勇的笔，是以小说为开端的。翻开《台北人》，首先看到的是一行献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书中的许多人物虽然生活在台北的公馆，但其灵魂和情感或储存、或消失在了从前。继而，他又在另一本小说《孽子》里，对台湾新生代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从《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后来的《纽约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历史主轴上的不断延伸，沧桑又悠长。由个人延及家国，无不是以文学形式的历史想象，呈现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怀大陆，活在当下，回望过去以及寻问我们的未来。若看台版的《台北人》，细心人则可发现，14篇文章的篇首，均写有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为什么要重复引用？这不属于个人偏好，应该说，这首古诗承载着白先勇心灵的重负。七百年前，西晋王朝从洛阳东迁至建康；几十年前，民国政府从金陵（即南京）东迁至台北，世代交替，历史轮回，思之，怎不令人伤怀？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若问：这种心情是什么？我答：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漫延开来，贯穿下去。当你已经或即将进入“老，病，死”的人生阶段，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这是很残酷的一问，可答亦可不答；不答，也照样乐呵呵打发余生。早已跨过中年的白先勇，觉得这不仅仅是性命或寿命的问题。2000年夏天，他突感不适。送医院及时手术，才捡回一条性命。白先勇觉得是上苍有意挽留，尚有未竟的志业需他完成。其志有二，一是搬演昆曲《牡丹亭》；二是撰写白崇禧传记。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一曲歌，一出戏，于他都会生出莫名的感动和许多思绪来。“美到极致，都有些凄凉。”这是他的一句名言。正是这种天生的性灵，使白先勇从水利系的高材生转到了文学、戏剧和电影。“二三更，千万声，捣碎离情。不管愁人听。”这是元人张可久的一曲“秋夜&r